圣经被誉为活的文本，不仅在于其在信仰群体中的持续应用，更在于
其内容与教义能够在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下被重新阐释与诠释。以“爱人如己”
（太 22:39）这一教导为例，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这一理念被广泛引用于倡导人权与社会正义。此外，诸多基督教团体将圣经教义应用于现代伦理问题的探讨，如环境保护与科技发展等议题，凸显了圣经文本的生命力不仅体现于宗教仪式或道德教化，更深入渗透到社会政策制定与文化交流之中。由此可见，作为一部活的文本，圣经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与意义。对于信仰者而言，无论是犹太教抑或基督宗教，圣经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对于非信仰者来说，圣经也有广泛的价值。其丰富的叙事、诗歌和寓言，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瑰丽的篇章。同时，圣经中所记载的历史与伦理规范，对现代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观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成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圣经作为一部内容丰富、意义深远的古代文本，其阐释历史源远流长。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解经传统虽然各具特色，但都对圣经意义的阐发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犹太教传统中，历代志作者通过对早期经文的编修来诠释历史，表达自己的情感、立场和神学。拉比文学则通过对故事和律法的讨论来阐释《希伯来圣经》的意义。这些解经实践不仅揭示了经文的多重意蕴，更为后世犹太教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督教的解经传统同样汇聚了多元的诠释路径。亚历山大学派注重经文的寓意阐释，而安提阿学派则强调经文的历史语境和字面意义。这两大解经传统对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体现了不同诠释进路之间的张力与互动。
近现代以来，随着人文学科理论方法的发展，圣经研究领域涌现出诸多新的批判进路，如文本批判、来源批判、形式批判、编修批判、社会科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这些方法从不同维度丰富了对经文意义的探究。与此同时，学界也日益关注解经者自身的时代处境、文化背景、神学预设等因素对诠释活
No. 22 June 2024 -2-
动的影响。在这一认识论转向的背景下，审视解经者的处境和立场成为理解其诠释视角的关键。
圣经诠释绝非纯粹的文本分析，而是融合了历史、文化、神学、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复杂过程。唯有在厘清不同解经传统的基础上，并立足于解经者自身的语境，我们才能全面把握圣经诠释的多元面貌，进而洞悉经文意义阐释与宗教传统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对于推进圣经研究的理论反思和方法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期的特稿是台湾历史学家古伟瀛的论文《天主教传华日常经文的形成》。在这篇文章中，他探讨了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初期经由翻译经文进行东 西文化交流的现象，具体分析了“圣号经”、“天主经”和“圣母经”这三种 最早的中文天主教日常经文。文章详细介绍了耶稣会士罗明坚和利玛窦，以及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道明会传教士高母羡等人的翻译工作，揭示了中西方宗教思 想和语言上的差异，以及耶稣会和道明会在传教策略上的不同。通过对这些经 文译本的比较，文章展示了地域因素对译文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翻译过程中 的诸多挑战。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历史文献和学者研究成果，对明末天主教在 中国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参考，并为理解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
除了特稿之外，这一期《中国基督教研究》收录了一般论文 15 篇，书评 4
篇。
在一般论文中，与圣经诠释相关的文章占据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这些文章从不同视角切入，展现了圣经诠释研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李丞欣的研究将互文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理论运用于《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的文本分析，揭示了这一作品如何以《创世纪》2–3 章为蓝本，结合罗马帝国时期下层贫苦农民的生活经验，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叙事世界。这一叙事不仅反映了下层民众在物质匮乏、繁重劳动和社会身份低下等困境中的焦虑和不满，也通过对 “失乐园”和“回归乐园”的再诠释，为他们提供了宗教慰藉和身份认同。
诺斯替主义者与爱任纽对《创世记》2:7 的截然不同阐释，则凸显了解经者神学立场对诠释视角的深刻影响。正如徐俊的对比研究所揭示的，诺斯替主
义者否定造物主的全知全能，强调灵魂得救而非肉体得救；爱任纽则肯定造物主的至善性，主张基督道成肉身以拯救完整的人性。解经者的神学预设直接影响了其对经文的理解和阐发。
卢家辉借助斯科特的“隐藏文本理论”，对《以西结书》中的枯骨谷异象进行了社会科学批判式的解读。他指出，这一异象运用隐晦策略，在表面的盼望信息背后，蕴含了对巴比伦帝国意识形态的颠覆和抵抗。这一研究彰显了社会科学理论对于发掘经文隐含意义层面的重要价值。
词汇语义研究同样是圣经诠释的重要切入点。吴孟翰的分析表明，解经者需要充分考察词义的隐喻特征和丰富内涵，避免简化或忽视词汇在不同语境中的特殊用法。江耀国则通过细致梳理“永生”一词在约翰福音中的含义，凸显了词义阐释与经文神学诠释的紧密关联。此外，周歌珊对“道”译 Logos 的圣经翻译史考察，也揭示了翻译作为跨语际诠释活动的特殊意义。早期传教士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智慧，为今日的圣经汉语诠释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总之，第 22 期所收录的圣经诠释研究，涵盖了文本分析、社会科学批判、词汇语义、翻译策略等多个向度，展现了该领域的理论视野和方法论多元性，对于推动华人语境下的圣经诠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本期《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中部，四篇与神学论述相关的文章中，前三篇巧合地都涉及了“人论”这一主题。段文郡熠通过分析塞鲁格的雅各的一百多篇韵文讲道，探讨了这位叙利亚教父的人论思想。在塞鲁格的雅各看来，人有别于其他受造物，具有上帝的形象：人的理智肖似上帝本身，灵魂类似上帝的大能，身体则类似由四种元素和六个方向构成的物质世界。因此，人被视为一个“小世界”。然而，这个“小世界”因人的堕落而趋向解体，需要通过上帝的拯救来恢复原初的样式和美好。
唐洪林的文章则探讨了基督圣徒的概念及其内在的悖论性。他指出，圣徒的身份基于对上帝的归属，而非个人道德的完善。然而，以进入神国为目标的
圣徒应以神国为中心而活，在追求神国的过程中自然会彰显出应有的品质，展现圣徒的样式。
汤士文的研究则从比较的视角，揭示了耶稣有关爱神爱人的教导与孔子的天道与人生观之间的诸多相通性和相似性。从宏观来看，这篇文章体现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从微观来看，作者的关注点仍在于推进基督教神学的在地化和处境化。
李雋的文章则聚焦于“旅途中的教会”这一自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重 新受到关注的概念。尽管这一概念在圣经中没有直接出现，且在历史上存在不 同的解释，李雋仍然从亚当夏娃被逐、亚伯拉罕迁徙、以色列人出埃及等圣经 故事中提取出“旅途”的元素，揭示基督徒作为旅行者和寄居者的角色。文章 在肯定该教会模型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批判性地讨论了其局限性和面临的挑战，体现了一种均衡的研究视角。通过扎实的圣经和神学分析，这项研究为理解 “旅途中的教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就现代教会在多元社会中的角色 和挑战提出了深刻见解，对于评估和反思当代教会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总的来说，这四篇神学论文从人论、圣徒论、比较神学和教会论等不同角度展开探讨，既涉及基督教神学的核心议题，也体现了将其置于具体语境中思考的努力。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基督教神学诸多议题的认识，也为推进基督教神学的本土化与时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学术参考。
本期后五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神学实践与信仰实践的诸多方面。张诗尧的研究揭示了十字军东征如何从宗教信仰的视角深刻影响西欧和中东的社会结构。通过重新审视教皇乌尔班二世 1095 年的演说，文章不仅分析了其言辞如何有效设置宗教战争的议程，还从信仰动力和实践意义的层面阐释了十字军东征的深远影响。
孟祥交聚焦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代基督教合一运动文献“利马文件”， 详细梳理了该文件的形成过程及其对基督教洗礼、圣餐和圣职合一的深刻阐释。通过回顾“利马文件”引发的广泛讨论和研究，文章展示了宗教对话在促进神 学思想发展和教会合一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在中国等多元文化背景下显得尤为
关键。
李文力则从另一视角，通过考察 1945–1949 年间《天风》周刊编辑人员的更替异动，揭示了基督教媒体在传播信仰和实践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作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的重要出版物，《天风》编辑的工作和挑战反映了在动荡时期坚持宗教信仰实践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丰慧萍关注南昌医院这一教会医院的历史与影响，展现基督教如何通过医疗服务实践慈善和教化使命。文章不仅回顾了该医院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在促进医疗、风俗和慈善进步方面的作用，也强调了宗教实践对于推动社会服务和地方发展的重要意义。
唐冬梅和刘虹余通过分析清末民初传教士对成都的描述，揭示了西方传教士的观察和书写如何影响了对一个地区的宗教文化认知。他们的著述在提供成都详细地理、商业和教育信息的同时，也反映了传教士在推广基督教信仰过程中的实践和文化适应。
纵观本期，《中国基督教研究》聚焦圣经诠释、神学论述以及神学实践与信仰实践三大主题，呈现了基督教研究的多维图景。在圣经诠释领域，作者运用互文性、社会现实建构、隐藏文本等多元视角，深入探讨圣经文本的意义阐释；神学论述则涉及基督教人论、圣徒概念、基督教中国化等重要议题；而在神学实践与信仰实践层面，文章审视了十字军东征、基督教合一运动、教会媒体、医疗服务等诸多领域，揭示了信仰与社会实践的复杂交织。总体而言，本期研究从文本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体现了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探索，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且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视野。
在此，我谨代表编辑部感谢各位作者的精彩论述，以及读者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支持。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继续与广大学者和读者携手前行，共同推进中国基督教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执行主编王学晟，2024 年 5 月于中原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