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设置视角下的十字军东征缘起：以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为中心
张诗尧 https://orcid.org/0000-0002-7093-3506
中共汉川市委党校
摘要：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中世纪重要历史事件之一，这场自 1096 年开始的以宗教为名的战争对西欧和近东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促成十字军东征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为 1095 年 11 月 27 日在法国克莱芒宗教会议上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表的演讲，而这次演讲所取得的效果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演说辞达到的议程设置效果。本文将从议程设置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乌尔班二世这篇演说辞，并综合其他因素对十字军东征的缘起进行探讨。
关键词：十字军东征、乌尔班二世、议程设置、民众心理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2
一、前言
“议程设置（agenda-setting）”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
（Maxwell McComb）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研究 1968 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新闻媒体对信息的选择展示对民众的行为导向产生的影响时提出，并作
为一个传播学名词进行使用。1 由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建构以美国总统选举这一政治话题为基点，故该名词也被部分学者进行政治研究时所采用。托马斯·伯克兰（Thomas Birkland）认为：“议程设置是群体政治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可能导致利益集团动员，而群体往往在集中活动之后积极寻求扩大或者遏制问题，这使得政策制定者往往依赖制定议程来发挥其决策的实施效果。”2 随着学界对当代政治实践中议程设置理论应用事例的不断挖掘，“议程设置”这个词也逐渐为历史学者们所重视并利用其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如安德鲁·泰勒
（Andrew Taylor）关于 1947–1994 年美国总统和国会提案在立法过程中频繁设定议程的相关研究等等。3 近几年，国内学者也对历史事件中议程设置效果的
发挥做了一定的探讨，4 这些研究不仅开拓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更为上述历史问题提供了更深层次的阐释。
同样地，作为发生在 11–13 世纪的一场对西欧和近东地区造成了深远影响 的宗教战争，很多学者也把研究对象放在了十字军东征上，并得出了一定的学 术成果，如康纳·科斯蒂克（Conor Kostick）的著作《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社会 结构》（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irst Crusade）5及其文章《第一次十字军东 征的勇气与怯懦》（Courage and Cowardice on the First Crusade, 1096–1099），
6 以及詹姆斯·鲍威尔（James Powell）的文章《教会和十字军东征：腓特烈二世
1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pp. 176–187.
2 Thomas Birkland, “Focusing Events,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18, no. 1 (January 1998), pp. 53–74.
3 Andrew Taylor, “Domestic Agenda Setting, 1947–1994”,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no. 3 (August 1998), pp. 373–397.
4 Shiyao Zhang, “Truth and Lies: A Case Study of the US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Strategy,”
British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vol. 2, no. 1 (March 2022), pp. 60–65.
5 Conor Kostick,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irst Crusad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6 Conor Kostick, “Courage and Cowardice on the First Crusade, 1096–1099”, War in History, vol. 20, no. 1, (January 2013), pp. 32–49.
与路易九世》（Church and Crusade: Frederick II and Louis IX），1国内的相关研 究有宋保军的《十字军东征末期的黎波里伯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关系研究》、徐 颖的《〈丹尼尔·德龙达〉中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想象》等等。2 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学者把更多的注意力停留在十字军东征本身，如战争期间的西欧社会状 况、西方基督徒与穆斯林的关系、军队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而有关十字 军东征的缘起问题的研究则稍有单薄，这与近年来全球史与记忆史对中世纪历 史研究的影响以及随着文化学理论、“文化适应”和“经济实用主义”等概念的引入 造成的十字军东征的某种转向有一定关联。3 与此同时，不多的相关十字军缘 起问题的研究一部分更偏向于由果溯因，即通过十字军东征事件本身的政治、 经济、社会等外在表现来追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情况，如由十字军东征的宗 教外衣、“解放耶路撒冷”等追溯出的宗教狂热因素；由十字军东征期间耶路撒 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等的建立以及大肆的财富掠夺等追溯出西 欧各阶层对东方土地及财富的垂涎和贪婪等等。但是，众所周知，宗教狂热、 贪婪并不决定方向，他们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忽视了将这样的原因与方向 连接起来的纽带，即推动十字军东征的直接原因——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 宗教会议上的演说。这种忽视使得学界对这场战争的“方向的赋予者”——乌尔 班二世在克莱芒宗教会议上慷慨激昂、极富煽动性的演讲所产生的效果对十字 军东征的开启这一方面鲜有研究。而在这一问题上比较有代表意义的是达纳·门 罗（Dana Munro）的文章《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的演说》（The
1 James Powell, “Church and Crusade: Frederick II and Louis IX”,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3, no. 2 (April 2007), pp. 250–264.
2 宋保军：《十字军东征末期的黎波里伯国与马穆鲁克王朝关系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2020）：146–154；徐颖：《〈丹尼尔·德龙达〉中对十字军东征的历史想象》，《外国文学》1（2019）：
42–51。
3 黄广连：《近二十年西方十字军东征研究的新动向》，《史学理论研究》3（2019）：121–129。
Speech of Pope Urban II. At Clermont, 1095），1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1906年），达纳·门罗不能也不可能对演说辞中议程设置理论效果的发挥加以阐释与论述，而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演说辞中的议程设置效果的发挥正是使得西欧社会各阶层将对占有土地、摆脱贫困、解放耶路撒冷、赎罪等动因聚合在一起并给出实现方向的粘合剂，是十字军东征的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对这一环节的研究将为十字军东征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角度。因此，本文将从议程设置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乌尔班二世这篇演说辞，并综合演说辞原文，从乌尔班二世发表克莱芒会议演说的背景、演说辞之所以能发挥议程设置效果的原因、议程设置作用效果的进一步发挥三个层次对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缘起作以阐释及论述。2
二、乌尔班二世发表克莱芒会议演说的背景
沃纳·赛佛林（Werner Severin）和小詹姆士·坦卡德（James Tankard, Jr.） 在合著的《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一书中认为，“议程设置赋予了各种“议 程”不同程度的显著性方式，进而影响公众对某一或某些事件的判断”，3 即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次渐进地达到议程设置者的预期效果。动机决定行为，而行 为反应动机。同样地，在克莱芒会议演说这一历史事件中，乌尔班二世作为议
1 Dana Munro, “The Speech of Pope Urban II. At Clermont, 109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no. 2 (January 1906), pp. 231–242.
2 众所周知，在传播学框架中，议程设置一系列理论都是以大众媒介为前提，而克莱芒演说会议这一事件根本无法符合议程设置在媒介与时效的限制。因此，文章中所提及的“议程设置”理论仅为托马斯·伯克兰所说的政策制定者依赖此以便“促进群体政治活动、导致利益集团动员进而发挥其决策的实施效果”这一要素，而非严格的传播学意义上的“议程设置”。具体参见 Thomas Birkland, “Focusing Events,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vol. 18, no. 1 (January 1998), pp. 53–74.
3 Werner Severin and James Tankard, Jr., Communication Theories: Origins, Methods, and Uses in the Mass Media, Massachusetts: Longman, 2000.
程的设置者，所追求的议程设置效果即为十字军东征这场战争带来的世俗权力、宗教权力以及社会矛盾的转移。与此同时，从乌尔班追求的这些效果进而推断 出演说背景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当时及之前西欧中世纪教权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这一背景对乌尔班 二世急需十字军东征这一契机来巩固及加强自身在世俗权力面前的权力和威望 的动机起着先导性作用。在中世纪，随着教会系统的逐步完善，组织架构的日 益成熟（如在意大利努西亚的本尼狄克、1 法国勃艮第克吕尼修道院的虔诚者 威廉等人的改革），教会逐渐独立于世俗权力之外，从早期的依赖世俗权力到 与世俗权力合作，乃至于有时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世俗权力。2 早在古罗马帝国 后期，教父哲学集大成者圣·奥古斯丁（354–430 年）就在其代表作《上帝之城》
（De Civitate Dei）中认为，政府的义务不仅仅是保障民众的生存及维护社会秩 序，更是引导民众更好地信仰上帝并服务于上帝之城的在地上的代表——教会。同样地，如果政府没有好好地履行这一义务，那政府则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地上的城要服从上帝之城的安排。这逐渐成为西欧中世纪教会及教会人士 攫取世俗权力、主张神权政治的理论基础。3
然而，在中世纪西欧的政教二元社会结构下，教俗力量仍然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从 753 年教皇司提反二世为丕平三世加冕开始，西欧的王位及皇位授予就带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即教皇有权任免国王。然而，一些君主及其属臣仍然对此持保留意见，如查理曼的重臣艾因哈德在其著作《查理大帝传》
（Vita Karoli Magni）中这样评价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的加冕：“如果查理当初知道是罗马教皇要给他戴上这顶帽子，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接受的。” 4 此后，
1 陈曦文：《基督教与中世纪西欧社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第 102 页。
2 Ray Petry, “Medieval Church History”, Church History, vol. 26, no. 2 (June 1957), pp. 169–173.
3 Saint Augustine (Author) and Marcus Dods (Translator), The City of God,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50.
4 Einhard, The Life of Charlemagn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9.
教权与王权究竟孰高孰低，也一直存续于西欧社会之中。而乌尔班二世就在这 个高与低的临界点上：一方面，随着 910 年开始、以反对世俗权力对教会控制、反对教会世俗化及教职买卖等为目的而进行的克吕尼运动的日益发展，一些宗 教人士强烈呼吁调整长久以来的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倡“教权高于一切”。
1 此后，从 1046 年起，罗马教廷便开始对教会进行了相应整顿，并强调教皇的绝对权威，这在教皇利奥九世在位期间（1049–1054 年）达到了新的高度，利奥九世在位期间不仅对之前的教会世俗化及圣职买卖问题进行了严厉禁止，而且第一次大规模利用武力来干涉世俗事务（1053 年利奥九世组织教皇军进攻意大利半岛南部的诺曼人并使其称为教皇的采邑封臣并承担各种封臣义务）。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继承克吕尼运动及利奥九世的思想，强调教皇的至高无上性以及教会相对于世俗的自由性（libertas ecclesiae），并发布“教皇训令”（Dictatus Papae），与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就主教叙任权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夺，并一度取得相对优势（卡诺萨觐见）。2 对于作为克吕尼修道院的副院长和格里高利七世门徒的乌尔班二世来说，“利用这场宗教复兴运动来进行一场宗教战争”正是提高教皇权势、攫取世俗权力的一个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教皇的斗争也是乌尔班二世不得不进行议程设置进而引发战争的重要背景。在上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与亨利四世在主教叙任权的斗争中，虽然格里高利七世一开始利用德意志国内皇帝与各诸侯的矛盾及自己手中的“绝罚”权力使得亨利四世暂时被迫屈服，但当 1077 年卡诺萨觐见之后，亨利四世开始着手处理并解决国内矛盾，在反对亨利四世的诸侯们拥立的国王鲁道夫在 1080 年 10 月被亨利四世击败身亡后，亨利四世挥师南下，并于 1084 年攻
入罗马并另立克莱芒三世为教皇，最终格里高利七世在流亡中死去。3 因此，
1 杨真：《基督教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174 页。
2 王亚平：《权力之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179 页。
3 Sophie Cassagnes-Brouquet (Author) and Miche le Greer (Translator), “In the Service of the Just War: Matilda
乌尔班二世在即位时就一直处于流亡状态，他必须与亨利四世与其另立的教皇克莱芒三世斗争来回到罗马教廷，为了重获及巩固其地位和权力，提高其在世俗社会中的威望，而发动一场宗教战争是当时他所要采取的必要手段。
其次，对东正教派及伊斯兰教影响下的诸国宗教权力的获取也是乌尔班二世希望借助发表克莱芒宗教会议演说达到的效果之一，效果对象的不同使得这一背景需要从两个方向来阐述，即东正教派和伊斯兰教。针对东正教派，随着
395 年罗马帝国的分裂，基督教也分裂成了分别以罗马主教（也就是后来的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为首的两大宗教阵营，随之而来的就是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孰高孰低的问题。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提出的“彼得优越论”为其后历任罗马主教所秉持，以此论证罗马主教在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上，这遭到了东方教会的强烈反对。加之两方由于受到的文化浸染的不同，部分基本教义产生了分歧（如关于圣灵的地位问题）。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 1054 年东西罗马教会的大分裂。1
1054 年，东西天主教会正式分裂，双方宗教首领互相派出公使开除对方教籍。以罗马教皇为首的西部教会，自称其为“普世性宗教”，从此称“公教”、又称 “天主教”或“罗马公教”、“加特力教”。而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代表的东部教会，自称信仰的是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故自称“正教”、“东正教”或“希腊正教”。两教会之间强烈的封建意识和宗教教义问题上的分化，使得这种互相倾轧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并最终表现在以武力来争夺势力范围上。2 这种倾轧在上任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位期间进一步发展。1073 年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以基督教世界的首
of Tuscany (Eleventh-twelfth Centuries)”, Clio. Women, Gender, History, vol. 39, no. 1 (January 2014), pp. 37– 54.
1 王子先：《讨伐异教的号角——乌尔班二世发布十字军教谕的文本解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09 年，第 2–26 页。
2 张绥：《中世纪“上帝”的文化：中世纪基督教会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1 页。
脑、罗马教会教皇的名义致信时任拜占庭皇帝的米歇尔七世，要求东西教会再度统一，并指出罗马教廷相对于君士坦丁堡而言，是“母与女”的关系。在遭到拜占庭皇帝及东正教会的严正拒绝后，格里高利七世借塞尔柱突厥人入侵拜占庭，“保护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免遭穆斯林的蹂躏”为借口于 1074 年发布教谕号召各国及民众进攻拜占庭，最终因与其与亨利四世在主教叙任权上的问题发生争执而搁置。 帮助拜占庭抵御穆斯林为名，借此机会武力统一东西教会，扩大宗教权力才是实，这同样也是乌尔班二世欲借助这场战争的达到的效果之一。因此托马斯·阿斯布里奇（Thomas Asbridge）在其著作《十字军东征史新论》
（The First Crusade: A New History）中提出了教皇乌尔班二世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弥合 1054 年的东西教会大分裂。1
针对伊斯兰教，则根源于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的信仰对象与教规教义的唯一性，这使得两种宗教都存在着鲜明的排他性，导致了彼此间绝对的互斥性。2这集中表现在双方在地中海沿岸的冲突大于互相接纳上，同时，伊斯兰教的“为安拉之道而战”与《圣经》中宣扬的以神灵的名义发动战争是被允许的又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这种以武力形式进行传教活动的行为是双方都企图扩大自己宗教的影响力的外在表现。另外，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中圣子的位格之一的耶稣的墓的所在地以及朝圣的圣地，对耶路撒冷的夺取不仅可以为教徒朝圣提供便利从而增加信徒对自己的支持，提高自身在宗教领域的威望，更能通过耶路撒冷将其统治的“基督教世界”（Christianitas）这一虚像概念实体化，进而建构出一个适用于教皇自身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对其改造并进行神权统治的政治实体，将教会的神权行使投射到世俗社会，进而获取更多的利益。3
1 Thomas Asbridge, The First Crusade: A New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9–21.
2 Liliana Trofin and Ma da lina Tomescu, “Aspects of Religious Mentality in Europe”, Geopolitics,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 no. 2 (Second Half 2011), pp. 23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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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亚平：《权力之争》，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年，第 226 页。
值得一提的是，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早已与穆斯林展开了争斗，即收复失地运动。据史学家记载，“他们（萨克森人）攻占了哥特人的王国，时至今日仍固执地据为己有；基督徒不懈地与之抗争，战斗昼夜不止；直到神旨下令毫不留情地将他们从此驱逐。阿门。”可见，从这时起，基督徒与穆斯林就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信仰战争的扩大化趋势。随着 11 世纪后欧洲大陆更多的基督徒投入到伊比利亚半岛上与穆斯林的斗争，罗马教廷也借此逐渐开启了“宗教战争合法化”决议，这也为乌尔班二世的战争煽动提供了话语基础。1
最后，社会矛盾的转移的需要也是乌尔班二世欲借助发动十字军东征达到的效果。11 世纪的西欧，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东方及其他地区的各种奢饰品大批流入西欧市场，而为了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体验的西欧各级封建主需要大量货币来购买奢饰品，这就推动着农民需要交纳的实物地租逐步向货币地租转化。同样地，商人为了追求利润，在与农民交易产品时尽量压低价格，导致了农民被迫受到封建主和商人的双重剥削。2 另外，在10–11 世纪的西欧社会爆发了长时间的农业危机，以法国为例，在这两个世纪的时段内有些地区的受灾年份达到了 60 年以上。3 加之除地租外还需向教会交纳的什一税、向领主交纳的诸如养兵税、人头税等名目繁多的杂税，农民无法生存进而被迫大量逃亡或举行起义，社会矛盾激化。
另外一个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则是长期的兼并战争导致的各级封建主下为他们服兵役的骑士数目巨大，而分封这些骑士需要的土地已经远远超出了可供分封的土地数额。并且，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巩固与完善，长子继承制在各地普遍地确立了起来，这也导致了大批由“次子”组成的骑士阶层逐步扩大。两
1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7.
2 杨真：《基督教史纲》，北京：三联书店，1979 年，第 218 页。
3 P.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149 页。
种骑士都得不到应有的采邑，只能依靠武力掠夺来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 甚至对教会和修道院也进行劫掠。同时，这些骑士由于战争需要，大多受过很 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使得这一群体造成的社会动荡的严重程度远高于其他群体。这与失去生活资料、被迫逃离甚至起义的农民一起，共同构成了 11 世纪西欧社 会的不稳定因素。1
综上所述，乌尔班二世对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渴求、对社会矛盾的消解，是他想要通过克莱芒宗教会议的演说所达到的议程设置效果，进而推动十字军 东征的开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其在克莱芒宗教会议发表演说的背景。对 议程设置者的预期效果及当时社会背景的了解是对该议程的设置过程以及在认 知、态度和行动层面效果的达成程度的把握及原因探知的必要过程，也是完整 地进行一个事件的议程设置角度分析的必要途径。2 下文将以乌尔班二世演说 辞欲达到的效果及当时社会背景为基点，对乌尔班二世发表的克莱芒会议演说 之所以能发挥议程设置效果的原因、议程设置作用效果的进一步发挥两个方面 对十字军东征的直接缘起作以阐释及论述。
三、乌尔班二世演说辞发挥议程设置效果之原因
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认为：议程设置是通过媒介才能得以展开的一种功能，它通过媒介赋予议题不同的可知性、次序以及重要性来分别对民众乃至于各社会阶层以认知、次序和显著性层面的心理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行动。3乌尔班二世正是对其演说辞进行了认知、次序和显著性三个层面的议程设置，并考虑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即克莱芒宗教会议的背景进行调整，才
1 Conor Kostick,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irst Crusad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8, pp. 95–130.
2 Alexandra Herfroy-Mischler, “Silencing the agenda? Journalism practices and intelligence events: A case study”, Media, War & Conflict, vol. 8, no. 2 (April 2015), pp. 244–263.
3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pp. 17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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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这次演说的议程设置效果得以充分发挥，进而获得了对十字军东征巨大的推动性作用。因此，下文将从认知层面、次序层面和显著性层面对演说辞中议程设置理论的体现加以阐述。
教皇乌尔班二世的这些描写是不符实际的。首先，塞尔柱突厥人早在 10 世纪末就通过商业贸易往来认识并接纳了伊斯兰教，抛弃了原始宗教——萨满教，并以此构建了相对灿烂的物质文化文明。他们逐渐向农耕经济转化、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税收制度、军事制度和教育体系。 2 如当时建立的各级“ 学校”
（Nizamiyya），被视为伊斯兰世界最早的正规学校。3 其次，耶路撒冷早在 638 年就不为基督徒所掌握而落入所谓“异教徒”之手，且塞尔柱突厥人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塞尔柱苏丹“用极大的宽大和容忍来对待其信仰基督教的臣民，甚至相对于基督教国家的宗教迫害、财税施压，很多基督徒更愿意选择苏丹而不是皇帝。”4 即使是在 11 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内战期间，基督教徒也未遭受迫害，
1 王子先：《讨伐异教的号角——乌尔班二世发布十字军教谕的文本解析》，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09 年。
2 杜培：《试论塞尔柱突厥人的伊斯兰化》，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系，2010 年，第 33–34
页。
3 John Boyle,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ume 5. The Saljuq and Mongo Perio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289–290.
4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年，第 35 页。
“圣墓”更是被完好保管。最后，乌尔班二世所描述的东方“遍地流着奶和蜜，黄金宝石随手可拾”、“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等等与之前对塞尔柱突厥的描述一样，都是与实际情况相悖的。1而在当时东西方已进行过一定交流的大环境下，更凸显了乌尔班二世进行议程设置的刻意性。
此外，乌尔班二世在演讲辞中反复提到，这次战争是“塞尔柱突厥人入侵我们东方兄弟的国家”所引起，是“主的旨意下”、“为主而重获圣地”的伟大战争。2但是，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背景即可看出，乌尔班二世鼓吹这场战争的动机是其带来的世俗权力、宗教权力以及社会矛盾的转移，这也是乌尔班二世演说辞在认知层面达到的议程设置效果。
从次序层面来讲，乌尔班二世采用了巧妙的叙事模式来获得民众心理对战争的赞同，这种叙事模式通过属性议程设置来加强议程设置效果的显著性。约翰·福特纳多（John Fortunato）和香农·马丁（Shannon Martin）认为：作为议程设定者，通过对内容选择和框架决定的汇合点的选择，可以有效地将议程效果转移到公共议程，提高主题显著性。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复杂的政治传播环境。3 同样地，乌尔班二世先在演说辞中通过对塞尔柱突厥人进行控诉和批判（“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对东方的财富的描绘（“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和当时西欧的凋敝状况（“我们这里到处都是贫困、饥饿和忧愁”）以及对这场战争宗教意义的
1 Dana Carleton Munro, “The Speech of Pope Urban II. At Clermont, 1095”,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1, no. 2 (January 1906), pp. 231–242.
2 Bongars, Gesta Dei per Francos, 1, p. 382., trans in Oliver Thatcher and Edgar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p. 513–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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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Fortunato and Shannon Martin, “The Intersection of Agenda-Setting, the Media Environment, and Election Campaign Law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Policy, vol. 6 (June 2016), pp. 129–153.
阐释（“现在为了上帝去同异教徒战斗吧！”）来赋予十字军东征在动机上的高 尚性和利益可得性（“这是一场值得参加，终将胜利的战斗”），获得民众心理 上的认同。1 这是与乌尔班二世对西欧各阶层对宗教的狂热以及对土地和财富 的渴求这一背景进行导向需求分析并充分利用后完成的第一层议程设置。之后，乌尔班二世以“主赐予他的权柄”向与会人员保证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在世俗利 益上的增益和宗教意义上救赎（免付债息、赋税；灵魂得救、罪行赦免）。2值 得一提的是，在当时浓厚的教会文化氛围中，相对于现存的可以获得救赎的方 式中，这种得到救赎的方式相对来说是最为廉价的，加之带来的例如税赋之类 的世俗经济上的利益，十字军东征从预期上实现了民众诉求，获得了支持。这 种以教皇身份进行的允诺为主体的第二层议程设置影响了民众心理对十字军东 征的重视程度，使得这次社会各阶层对十字军东征这一议程更加认同。
从显著性层面来讲，乌尔班二世演讲辞中的议程设置体现在强调战争相对于宗教本质的显著、宗教战争相对于西欧内部战争的显著、战争相对于家庭等个人要素的显著。首先，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倡导的是一种良善的价值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提倡侵略战争的。3 而乌尔班二世将战争的对象——塞尔柱突厥人描述为“邪恶的种族”、“受撒旦支配”，4 以此来将战争的对象转化为基督教教义上的“邪恶”，来把战争趋近于基督徒参与的神对邪恶的宗教神圣战争（如启示录 5:5–6、7:2–14、14:1–5）。5 以获得此次战争
1 Bongars, Gesta Dei per Francos, 1, p. 382., trans in Oliver Thatcher and Edgar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p. 513–517.
2 同上。
3 Lisa Cahill, “How Should War Be Related to Christian Love?” Sounding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vol. 97, no. 2 (May 2014), pp. 186–195.
4 Bongars, Gesta Dei per Francos, 1, p. 382., trans in Oliver Thatcher and Edgar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p. 513–517.
5 Richard Bauckham,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s a Christian War Scroll”, Neotestamentica, vol. 22, no. 1 (February 1988), pp. 17–40.
在民众心理上相对于宗教层面的显著性，进而获得各阶层的赞成和支持，尽管乌尔班二世对塞尔柱突厥人的描述是错误的。
其次，中世纪西欧内部战争频发，既有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世俗权力与教权的战争，也有各国贵族与贵族之间、君主与贵族之间的私战。1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战争频率大，有些战争的持续时间也很长，甚至一场战争中包含着大大小小的几次战争。如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德国君主为争夺德意志及意大利北部地区发动了长达 28 年的战争（938–966 年）。法国学者阿基利·吕切尔
（Achille Luchaire）曾对中世纪战争状况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封建社会的历史大 率是各类战争的编年史,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遭受战争的蹂躏。”2 这种情况 对组织一场大规模对外宗教战争是不利的，因此，乌尔班二世在演说辞中从两 个方面强调对外宗教战争相对于执着于欧洲内部战争优点。其一为更多的利益 获得及所得预期：乌尔班二世在演说辞中给予了参与十字军东征人员各种允诺，如免付债息、赋税、灵魂得救、罪行赦免等；另外，乌尔班二世将东方描绘成
“遍地流着奶和蜜，黄金宝石随手可拾”、“其肥沃和丰富超过世界上的一切土地，是另一个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的地方，让人们心向往之。其二，乌尔班二世强 调这场“为上帝而战”的战争相对于内部战争的高尚性。“让那些过去做强盗的人，现在去为基督而战，成为基督的骑士吧！让那些过去与自己的亲朋兄弟争战不 休的人，现在理直气壮地同那些亵渎圣地的野蛮人战斗吧！”3 乌尔班二世通过 对内部战争参与者称为“强盗”、战争对象称为“亲朋兄弟”；将宗教战争参与者称 为“基督的骑士”、战争对象称为“野蛮人”。以此来赋予十字军东征以情理与宗教
1 关于私人战争情况,可参见 Matthew Strickland, War and Chivalry: The Conduct and Perception of War in England and Normandy, 1066–121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8–139.
2 Dana Munro and George Sellery, Medieval Civilization Selected Studies From European Authors,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04, p. 182.
3 Bongars, Gesta Dei per Francos, 1, p. 382., trans in Oliver Thatcher and Edgar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p. 513–517.
上的高尚性，从而说服民众转而投身于这场宗教战争。
最后，在处理各阶层在家庭、思乡以及财产等个人因素的顾虑时，乌尔班 二世分别以上帝、土地和财富的理由进行显著性对比，他说：“不要因为爱家庭 而拒绝前往，因为你们应爱上帝胜於爱家庭；不要因为恋故乡而拒绝前往，因 为全世界都是基督徒的故土；不要因为有财产而拒绝前往，因为更大的财富在 等待著你们。”这种宗教和利益上的双重既得及预期消除了群体在心理上的顾虑，从而对十字军东征表达支持和参与。因此，目前很大一部分史学家认为，那些 参与十字军东征的民众很大一部分是出于一种对乌尔班二世描绘的那种理想主 义的追寻。1
上文通过对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宗教会议上的演说辞为基础，参照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并将塞尔柱突厥人的现实状况加以横向对比，结合第一部分中克莱芒宗教会议的背景对演说辞中议程设置理论效果的发挥进行梳理及阐述。然而，乌尔班二世演说辞议程设置效果的进一步凸显还需要有所凭借，故下文将对议程设置作用效果的进一步发挥进行探析。
四、乌尔班二世演说辞议程设置效果的进一步发挥
在肯定议程设置效果的同时，我们并不能将议程设置的效果绝对化，其作用进一步的发挥仍需要某些因素。2 在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宗教会议的演说问题上，其议程设置效果的进一步发挥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对当时社会上宗教因素的利用，这体现在宗教环境、教皇权威以及朝圣习俗三个方面。众所周知，在西欧中世纪，宗教因素在政治、经济等社会
1 Jonathan Riley-Smith, The Crusades: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
2 Maxwell McCombs and Donald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pp. 176–187.
各层面有着巨大而显著的影响，而这种影响随着 910 年开始、以反对世俗权力对教会控制、反对教会世俗化及教职买卖等为目的而进行的克吕尼运动的日益发展而逐步扩大，尤其是在以卡诺萨觐见为代表的教权与世俗权力的斗争中教权取得暂时性胜利时，西欧社会又开始在教会思想上有了某种集中，这对于格里高利七世的门徒、克吕尼修院副院长的乌尔班二世来讲是一个推动十字军东征的有利时机。正如汤因比所说的，这时的西欧“需要一个契机来发泄这种思想的集中。”1 其次，教皇权威也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中得到了显著提高，在当时普遍的宗教狂热中，教皇作为教会领袖在民众心理有着特殊地位。因此，在乌尔班二世在为这场东征进行九个月的宣传之后返回罗马时，他受到了来自这所 “最不虔诚的城市”民众的热烈欢迎。2 最后则是当时西欧民众的朝圣心理。这种前往圣地耶路撒冷朝拜的活动始于 3 世纪，盛行于中世纪。基督徒们坚信，人是有原罪的，而赎罪从而获得拯救的方式之一即为前往耶稣基督的殉难之处、
圣墓的所在地——耶路撒冷朝拜，并将其称之为“第二次洗礼”。3 值得一提的是，在克莱芒宗教会议前四个世纪中，西欧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逐渐增多， 并于 1065 年达到 13000 人，以至于被法国史学家勒·菲弗勒称为“十字军东征的 序幕”。4 这三个方面共同在宗教因素上推动了乌尔班二世演说辞议程设置作用 的发挥。
其次为当时社会上对财富、土地的向往和部分骑士对武力掠夺的渴望。随着对外贸易和城市的兴起发展，大量奢饰品流入西欧市场，而各级封建主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需要大量的奢饰品及货币，而乌尔班二世提供的“向东方去”
1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230 页。
2 高福进：《试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原因》，《世界历史》2（1994）：42–48。
3 Michael Ehrlich, “The route of the first crusade and the Frankish roads to Jerusalem during the 12th century”,
Revue Biblique, vol. 113, no. 2 (Avril 2006), pp. 263–283.
4 扎波罗夫：《十字军东征》，北京：三联书店，1959 年，第 28 页。
这一方向正符合他们对财富和奢饰品的渴求。另外，被天灾影响以及受压迫的农民，以及无地或少地贵族，也正需要这个机会来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享受，因此也是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拥护者。而那些渴望武装掠夺的骑士的参与，更是得到了掠夺的方向，减轻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使乌尔班二世的提议深受社会各阶层的赞成。1
最后，乌尔班二世的演说辞还有赖于隐修士彼得的宣传。这为自称去过耶路撒冷，并声称亲眼目睹了基督徒在塞尔柱突厥人的统治下被残酷迫害、圣物被玷污的情景，这无疑为乌尔班二世所述的“他们（塞尔柱突厥人）在大肆蹂躏上帝的国度，毁坏基督教堂，掳杀虔诚的上帝子民。”2 这一言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而且，彼得杰出的口才据称“胜过了雅典最雄辩的演说家”，这也为乌尔班二世演讲的发挥提供了有力的支持。3 同时，这一点与宗教因素、社会因素一起，成为了演讲辞议程设置作用得以进一步发挥的重要因素。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议程设置角度来看，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芒宗教会议上的演说是十字军东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作为议程的设置者，其发表克莱芒会议演说有很多欲达到的效果，即通过十字军东征来获取更多的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以及通过战争转移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然而，其这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息息相关的，中世纪教父哲学的理论基础、克吕尼运动以来教皇权力的提升、东西教会的大分裂及争斗、格里高利七世对十字军东征的准备、乌尔班二世自
1 这一部分的分析详见上文有关“乌尔班二世发表克莱芒会议演说的背景”的社会矛盾层面的探讨，因两者多有共同之处，概不赘述。
2 Bongars, Gesta Dei per Francos, 1, p. 382., trans in Oliver Thatcher and Edgar McNeal, eds., A Source Book for Medieval History, New York: Scribners, 1905, pp. 513–517.
3 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ume 3,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880, p. 418.
身的流亡状态、长期战争，长子继承制及对外贸易繁荣导致的无地少地骑士以 及受压迫农民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都是乌尔班二世动机产生的背景。与此 同时，这也进一步影响了乌尔班二世克莱芒演说的议程设置效果。从认知层面 上，乌尔班二世通过对塞尔柱突厥人以及“东方”实际情况的歪曲、“主的旨意”来 对社会各阶层进行引导；从次序层面来讲，乌尔班二世通过对叙事结构的调整，即先阐述这场战争的高尚性和利益所得来获得民众心理的认同，再以“主赐予他 的权柄”向参与十字军东征的人以各种允诺来加强民众心理上的认同感；在显著 性层面上，乌尔班二世通过比较引导，通过论述宗教战争相对于对宗教本质、 西欧内部战争以及个人因素上的显著性来进行议程设置，并将这三个层面的议 程分散于演说辞中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同时，宗教环境、教皇自身的权威、朝 圣习俗、社会状况以及隐修士彼得对乌尔班二世演说效果的进一步发挥也起到 了推动作用。因此在一些历史事件中，历史当事人对议程的设置是事件得以取 得预期效果的重要方式，从这一角度来进行历史分析是对同一事件获得新认知 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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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rusade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events in the Middle Ages of Western Europe. The war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since 1096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ar East. It is well known that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Crusade was the speech delivered by Pope UrbanⅡon 27 November 1095 at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in France, which was largely due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genda-setting theory in the speech. This paper will re- examine the speech of UrbanⅡ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enda setting, and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crusade by integrating other factors.
No. 22 June 2024 -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