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祥交 https://orcid.org/0009-0005-6563-3903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摘要：“利马文件”是当代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中的标志性文献。本文梳理了形成“利马文件”的历史过程。同时，本文简要介绍了“利马文件”的文本思想，来呈现了“利马文件”对洗礼、圣餐及圣职的合一阐释。回顾历史，“利马文件”引发了世界基督教团体对它的广泛回应与研究，并对当代基督教的教会论研究、礼仪崇拜及宗派对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宗教对话的角度来看， “利马文件”是当代世界基督教团体籍着对话来有效的发展神学思想以推动教会合一的结果。放在中国语境中思考，“发展”的观点也是在中国文化的整全体系中中国文化传统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之间对话的关键思想。
关键词：利马文件、基督教礼仪、合一运动、跨宗派对话、神学发展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3
一、导论
20 世纪初，世界基督教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清晰的合作趋势。例如，基督教团体发起、组建了信仰与教制运动、生活与工作运动、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等运动及组织，涵盖了信仰、生活的重要方面。正如威利斯顿·沃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CSC）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项目编号：CSC NO. 202106390022），谨此表示感谢。
尔克所认为，对于 20 世纪的世界基督教而言，争取合一是当代世界基督教的一个主要诉求。1 同时，在 20 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中，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成立应是最富有成就的事件之一。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成立之后，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果。特别是，1982 年在秘鲁首都利马，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洗礼、圣餐与圣职》（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简称为 Lima document 即“利马文件”或 BEM）。2 之后，根据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授权，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将 “利马文件”分发给基督教团体。为了清楚基督教团体对“利马文件”的接收程度，世界基督教联合会邀请他们对文件给予正式的回应。
“利马文件”得到了包括罗马天主教在内的世界基督教团体的广泛的、积极的回应。3 从文件的传播来看，“利马文件”不仅是当代基督教合一运动历史上最广泛出版、翻译和研究的文献之一。4 从文件的主题来看，洗礼、圣餐和圣职是当代基督教合一运动中的基本议题。总之，“利马文件”是当代合一运动中的标志性文献，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本文梳理了“利马文件”的形成历史。其次，简要介绍了“利马文件”的文本思想。第三，考察了“利马文件”对世界基督
1 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教会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71–680 页。
2 本文研究所依据“利马文件”是 1982 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出版的英文本。见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11,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2. 中文版本可参考，郭乃 适，钟玉心，李耀昌译：《圣洗、圣餐、圣职：附合一圣餐礼文》，香港：道声出版社（香港基督教协会）， 1984 年初版，2011 年再版。
3 罗马天主教虽然没有加入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但是自 1963 年蒙特利尔会议他们开始派出人员参与信仰 与教制委员会的工作。罗马天主教神学家及学者如让·蒂拉德（J.M.R. Tillard）等在利马文件的编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Gu nther Gassmann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Faith and Order 1963–1993,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59,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93,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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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发展的影响。最后，将结合中国语境来思考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
二、“利马文件”的形成历史
当代合一运动的真正起点被认为是 1910 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藉着这次会议，基督教团体认识到教会的合一具有很大的必要性。经过十余年的筹备，1927 年 8 月信仰与教制运动在瑞士洛桑召开了第一届世界会议。1 信仰与教制第一届世界会议报告的主题包括了教会合一的呼召、基督教对世界的信息、教会的本质、共同的信仰宣告、教会圣职、教会圣礼。2 基督教团体对于圣职的权柄及职能的教义理解存在着分歧，涉及到教会的本质、圣职的按立及恩赐的本质、主教的权柄及职能和使徒统绪的本质等。从会议的主题来看，在早期信仰与教制运动中，圣礼与圣职已是信仰与教制会议的重要议题。
之后，1937 年 8 月在英国爱丁堡、1952 年 8 月在瑞典隆德，信仰与教制运动相继召开了第二届、第三届世界会议。1937 年爱丁堡会议决定要成立一个研究敬拜方式的委员会。3 该委员会在隆德会议中提交了一份报告，来总结了教
会团体在礼仪崇拜上的共同点与分歧。4 这一报告的内容表明了在隆德会议时崇拜研究尚停留在简单比较的研究的阶段。同时，隆德会议的报告也在第一章 “写给众教会的话”中写道，
“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只是比较我们的关于教会本质的几
1 Ruth Rouse and Stephen Charles Neill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Volume 1, 1517–1948, Genev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54, pp. 405–425.
2 Lukas Vischer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aith and Order Movement 1927–1963, St. Louis, Missouri: The Bethany Press, 1963, pp. 27–39.
3 Report of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 No. 15,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52, p. 27.
4 Report of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 No. 15, pp. 27– 34.
种概念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传统，我们就无法面向合一取得真正的进步。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当我们试图更接近基督时，我们就会更接近彼此。因此，我们需要透过我们的分歧，来更深刻、更丰富地理解上帝赐予 基督同教会结合的奥秘。我们需要更多地认识到，只有从上帝对待他 的全体子民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教会的各自分开的历史才具有完整的 意义。”1
虽然在信仰与教制运动的初期阶段中，比较性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更加深度的对话是有必要的。从隆德会议的报告来看，隆德会议标志着信仰与教制运动中的研究由简单比较的研究开始转入到深度的对话。
1963 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举行了第四届世界会议。会议报告第三节“基督的救赎工作与教会圣职”、第四节“敬拜与基督教合一”分别对圣职、圣礼的主题进行了总结。2 在报告中，敬拜被认为是“基督教生活的中心和决定性行为”。3 报告重新申明了洗礼的意义，认为洗礼是指参与到基督的死亡与复活中。同时，该次会议也注意到了 20 世纪礼仪更新运动对圣餐礼仪产生了影响。4从会议报告来看，本次会议不仅突显出来礼仪在基督教信仰与生活中的重要性，并且开始结合当代礼仪更新的发展来思考教会的合一。
与隆德报告相比，蒙特利尔会议报告在圣餐中基督的临在和圣餐献祭的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在洗礼、圣餐的礼仪元素上也达成了普遍的共识，但是其他重要的分歧如婴儿洗礼、使徒统绪等尚未得到解决。5 从蒙特利尔会
1 Report of the Third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Faith and Order Commission No. 15, p. 5.
2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42, London: SCM Press LTD, 1964, pp. 61–69.
3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pp. 61–62, pp. 69–70.
4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pp. 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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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pp. 72–75.
议的参会成员来看，东正教的参会人员有了明显的增加；罗马天主教第一次派出了非正式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新兴地区的基督教参会人数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其中有亚洲 23 人、非洲 14 人、南美洲 8 人。1 在整体上来看，从第一届至第四届世界会议，信仰与教制的对话和研究得到了更广泛的基督教团体的参与。但是，随着与会教会团体更加多样化，信仰与教制会议达成共识的难度也将变得的更大。虽然信仰与教制会议促进了圣礼、圣职的研究，逐渐深入到教义的探讨中，并取得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洗礼、圣餐及圣职，蒙特利尔的报告尚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深入的阐释，也还未对它们在教会合一中的重要性来形成普遍的、明确的认识。
蒙特利尔会议之后，礼仪的更新的重要性在 1964 年丹麦奥尔胡斯会议上得到了体现。在此次会议中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认为，礼仪及圣职的研究对合一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将圣礼看作是教会合一的焦点。2 之后，信仰与教制
委员会在 1978 年班加罗尔会议提出了明确的主张，将“洗礼、圣餐和圣职的互相承认”作为教会合一的基本要求。3 由于圣礼是礼仪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尤其对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团体来说，圣礼的合一是至关重要的。班加罗尔会议将洗礼、圣餐、圣职的互认接受放入教会合一的对话中，促使参与信仰与教制会议的基督教团体对洗礼、圣餐与圣职的重要性形成了更普遍的、清晰的认识。总的来说，班加罗尔提出的教会合一的基本要求在世界基督教对话的层面上将礼仪与教会的合一结合到了一起。
1 P. C. Rodger, and L. Vischer eds. The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Faith and Order, p. 8, pp. 91–120.
2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and Working Committee,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44,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65, pp. 40–42.
3 班加罗尔会议认为，为了实现教会可见的合一，必须达到三个基本要求。基督教必须实现，第一，对使徒信仰的共同理解；第二，洗礼、圣餐和圣职的完全互相承认；第三，教导和决策共同方式的协议。见 Minutes and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from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n Faith and Order, Faith and Order No.93,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79, pp. 39–41.
正如卢卡斯·费舍尔（Lukas Vischer）所写，1 “梵二”会议对礼仪主题的优先讨论也支持了这种新方法，即不是从教会的一般性质开始讨论它的合一，而是从教会的礼仪更新开始。2 对于教会的悠久传统而言，礼仪包括它自身的神学及实践是整个神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教会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信仰律制定祈祷律，祈祷律同样地在塑造着信仰律。进一步来说，礼仪的更新不仅是教会的信仰革新的重要表现，也是在反过来塑造着教会的信仰认识。
1971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比利时鲁汶召开了会议。会议收到了四份有关洗礼、圣餐和圣职的研究报告，包括了“ 超越内在的共融” （ Beyond Intercommunion）、“普世思想中圣餐”（The Eucharist in Ecumenical Thought）、 “洗礼、坚振和圣餐”（Baptism, Confirmation and Eucharist）和“按立的圣职”
（The Ordained Ministry）。3 在此基础上，1974 年在加纳阿卡拉会议洗礼、圣 餐和圣职的研究报告首次合并成为了一份文件《同一洗礼、同一圣餐和互相承 认的圣职》（One Baptism, One Eucharist, and a Mutually Recognized Ministry）。
4 并且，在 1975 年肯尼亚内罗毕会议，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授权分发阿卡拉文件，
供各基督教团体来研究。5 阿卡拉文件是信仰与教制会议第一次尝试将关系紧密的洗礼、圣餐和圣职合并为一份单独的文件。就此而言，阿卡拉文件标志着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对它们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信仰与教制会议在
1 卢卡斯·费舍尔（Lukas Vischer, 1926–2008)，瑞士改革宗学者，1961 年开始在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任职，
1966 年至 1979 年担任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主任。
2 Lukas Vischer, “The Convergence Text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How Did They Take Shape? What Have They Achieved?”, The Ecumenical Review, 2002, p. 434.
3 Louvain 1971, Study Reports and Document,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59,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71, pp. 35–101.
4 One Baptism, One Eucharist, and a Mutually Recognized Ministry,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73,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75.
5 Gu nther Gassmann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Faith and Order 1963–1993,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59,
p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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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着来制定一份系统的、深刻的来叙述洗礼、圣餐和圣职的文件，以表明当代基督教团体对它们的神学理解，来尝试着解决宗派之间的分歧。
关于阿卡拉文件，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收到了来自基督教团体的大量的关于 文件的讨论与意见的反馈。经过对它们的分析，信仰与教制委员会认为，主要 的分歧是婴儿洗礼及信徒洗礼和主教及主教制。为了在洗礼上达成更多的共识， 1978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美国路易斯维尔召开了一次协商会议。1 此次会议 包括了婴儿洗礼和信徒洗礼两个信仰传统的教会代表。会议虽然并没有产生完 全一致的意见，但是它取得了一些的重要成果。例如，双方均承认婴儿洗礼具 有历史的传统和见证信仰的意义，并将对婴儿洗礼合法性的争议，转移到了重 视受洗者信仰的持续教养。2 此外，1979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 召开了协商会议，来讨论了主教及主教制问题。3 会议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例如，“按立的圣职是为教会而存在的”。4 从会议的报告来看，按立的圣职并不 是一个孤立的主题。具体来说，对圣职的理解需要从教会的本质、信徒的团体 来出发。如报告所指，在事实的或实践的层面上，每个教会都具有某种形式的 主教制。5 合一运动或许需要发展出来既符合信仰的又适应各教会团体实际的 主教制形式。总的来说，主教制问题的实质是教会对使徒统绪以及圣职模式有 不同理解。
有关婴儿洗礼和主教制的观点在“利马文件”中被继续的阐发。婴儿洗礼和主教制是合一对话中的两个关键的难题。虽然以上两次会议的召开没有达成完
1 Consultation on Baptism,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97, Louisville, Kentucky: Review and Expositor, A Baptist Theological Journal published by the Faculty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0, pp. 3–6.
2 Consultation on Baptism,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97, pp. 101–108.
3 Episkope and episcopate i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02,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0, pp. 1–2.
4 Episkope and episcopate i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02, pp. 1–13.
5 Episkope and episcopate in ecumenical perspective,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02, pp. 1–13.
全的一致，但是它们至少促进了不同的观点之间的对话，为“利马文件”的形成及通过来奠定了基础。1982 年在秘鲁首都城市利马，“利马文件”的草案被提交给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经广泛的讨论和修改后，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最终一致通过了该草案。
三、“利马文件”的文本思想
从文本的结构来看，“利马文件”包含了洗礼、圣餐和圣职三个文本。关于洗礼文本，如宫特·瓦格纳（Gunter Wagner）所写，1 洗礼文本的要旨是为了使教会团体之间互相承认洗礼。2 其中，互相承认洗礼的困难在于婴儿洗礼的争议。对此，洗礼文本首先探讨了“洗礼与信仰”的关系，来强调“洗礼是上帝的恩典和人类对那恩典的回应”。3 婴儿洗礼和信徒洗礼都是建立在上帝的主动工作的基础上，并且以某种方式来回应了上帝的恩典。4 婴儿虽然不能以自我宣信的方式回应上帝的恩典，但是作为信徒的团体，教会来向上帝的恩典做出了回应。其次，如洗礼文本所写，“作为基督身体中能负责任的成员，个人的承诺是必要的”。5 洗礼文本没有否认个人的信仰的重要性，即在接受信徒洗礼时，个人仍需做出承诺。再者，在洗礼文本的论述中，“洗礼不仅与片刻的经历相关，
1 宫特·瓦格纳（Gunter Wagner, 1928–2013），1958 年–1993 年在瑞士的国际浸信会神学院教授新约，
1968 年–1991 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成员，著作有《保罗的洗礼和异教徒的奥秘》
(Pauline Baptism and Pagan Mysteries)等。
2 Gunter Wagner, “Baptism from Accra to Lima”,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3, pp. 13–14.
3 Gunter Wagner, “Baptism from Accra to Lima”,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3–14.
4 Gunter Wagner, “Baptism from Accra to Lima”,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8–19.
5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11,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2.
见洗礼文本，第 8 段。
也与在基督里一生的成长相关”。1 洗礼不仅是仪式的举行，同时应关注受洗者 信仰的持续教养，而不再聚焦在受洗者是否具有信心。这一观点与 1978 年路易 斯维尔会议报告所述一致。在“利马文件”的阐释中，洗礼呈现了上帝的恩典和 人类的回应，并开启了受洗者的信仰生活。洗礼和信仰的关系得到了新的诠释，来解决婴儿洗礼的分歧。
就圣餐文本而言，如让·蒂拉德（J.M.R. Tillard）认为，2 文本的主线是圣餐 是上帝的恩典。3 其中，圣餐文本中的“呼求圣灵”（希腊文：ἐπίκλησις，英文： epiclesis）表达了向圣灵祈求上帝的恩典，正是“圣餐是上帝的恩典”这一观点的 反映。另一方面，圣餐祷词中“呼求圣灵”是受到东正教圣餐传统的影响。4 所以，从教会的对话来说，圣餐文本兼顾了东西方的教会传统。同时，圣餐文本汲取 了圣餐纪念与献祭这两种意义。如马克斯·瑟里安（Max Thurian）所指，5 耶稣 设立圣餐的经文中“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的真正含义应是“你们应当 如此行，以致我的献祭可以在你们中间呈现，并且上帝可以因你们的行为记念 我”。6 按照瑟里安的观点，纪念和献祭的观念均被包含在圣餐礼仪中，是密不
1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11. 见洗礼文本，第 9 段。
2 让·蒂拉德（J.M.R. Tillard, 1927–2000），天主教学者，1962 年–1967 年在梵二会议担任专家和顾问，曾担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副主席，“利马文件”编写工作的主要参与者，著作有《教会中的教会：共融教会论》(Church of Churches: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教会的肉体，基督的肉体：在共融教会论的源头》(Flesh of the Church, Flesh of Christ: At the Source of the Ecclesiology of Communion)。 3 J.M.R. Tillard, “The eucharist, gift of God”,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04–118.
4 J.M.R. Tillard, “The eucharist, gift of God”,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04–108.
5 Max Thurian（1921–1996），泰泽团体的修士及副院长，著作有《圣餐的奥秘》(The Mystery of the Eucharist)等。他作为“利马文件”的编写小组的领导者，主持了文件的编写工作。
6 Max Thurian, “The eucharistic memorial, sacrifice of praise and supplication”,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90–95. 其中，新约经文路 22:19 的译文参考《圣经：中文和合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5 年。
可分的。在“利马文件”中，圣餐文本不仅汇聚东西方基督教的传统，并且尝试融合了献祭与纪念的理论学说。
在圣职文本的阐发中，如杰弗里·温莱特（Geoffrey Wainwright）认为，1圣职文本突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按立的圣职是为了教会而存在的”。2 从信仰与教制的对话来看，这一观点承继了 1979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日内瓦会议报告的思想。在圣职文本中，使徒统绪被看作是使徒教会的事工的继续。如文本写道，“教会的使徒传统指的是，使徒教会的永久特性的延续：见证使徒信仰，福音的宣讲及新的解释，庆祝洗礼和圣餐、圣职职责的传递，在祷告、爱、喜乐与受苦中共融，服事病人和穷人，地方教会间的连合，以及共享上帝赐予的恩典。”3 这一观点意味着谁在做使徒的事工，谁就拥有了使徒统绪。对此，如伊曼纽尔·兰恩（Emmanuel Lanne）认为，4 罗马天主教在“梵二”会议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主教作为使徒的继承者是指继承了牧师和教师的职分，继续从事使徒的事工。5 因此，兰恩认为，“利马文件”和梵二会议均强调使徒事工对于使徒统绪的重要。6 虽然天主教的传统观点是主教继承使徒统绪来从事使徒的事工，即与“利马文件”所表达的逻辑顺序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们各自的神学叙
1 杰弗里·温莱特（Geoffrey Wainwright, 1939–2020），卫理公会学者，1983 年–2012 年在杜克大学的神学院任教，是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成员，“利马文件”编写工作的主要参与者，著作有《颂赞:在敬拜、教义及生活中赞美上帝》(Doxology: The Praise of God in Worship, Doctrine and Life)等。
2 Geoffrey Wainwright, “Reconciliation in ministry”,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34–136.
3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圣职文本，第 34 段。
4 伊曼纽尔·兰恩（Emmanuel Lanne, 1923–2010），罗马天主教学者，1968 年–1998 年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的任职，参与编写及解释“利马文件”的工作，著作有《教会的传统与共融》(Tradition et communion des Églises)等。
5 Emmanuel Lanne, “Convergence on the ordained ministry”,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20–124.
6 Emmanuel Lanne, “Convergence on the ordained ministry”, in Max Thurian ed. Ecumenical Perspectives on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pp. 120–124.
述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使徒教会事工是使徒统绪的重要内涵，是这两种观点的一致之处。
总的来看，在“利马文件”中，洗礼文本通过从“洗礼与信仰”的关系入手，来 阐释洗礼的内涵和解决婴儿洗礼和信徒洗礼的关键分歧。在圣餐文本中，它融 合了如记念、献祭等圣餐的内涵，兼顾了东西方基督教传统中的天主教、东正 教、新教的不同理解。在圣职文本中，它将使徒统绪视为使徒教会事工的延续，使基督教在使徒统绪上达成了很大的一致。“利马文件”对洗礼、圣餐和圣职的 阐释不仅是合一的对话的成果，而且反过来它对世界基督教团体形成了一个挑 战。这一挑战就是，“利马文件”所形成的共识是否足够使世界基督教团体在洗 礼、圣餐和圣职上达成可见的合一。
四、“利马文件”的历史影响
历史影响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邀请了各个基督教团体“在教会权威的最高适当水平上”来正式的回应“利马文件”。1 大多数的基督教团体如罗马天主教、君士坦丁堡宗东正教、亚美尼亚使徒教会、马兰卡拉礼东正教叙利亚教会、美国圣公会、美国路德宗、瑞士新教教会、日本基督联合教会、英国卫理公会、美国浸信会、缅甸浸信会、美国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等均在整体上给予了积极的回应。2 关于基督教团体所给予的回应中的批评和建议，1990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对它们做了进一步的澄清与解释。同时，这份研究报告提出了将圣经与传统的关系、圣礼及圣礼性和教会论三个主题来做为信仰与教制委员会
1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见序言。
2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49,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1990, pp. 1–38.
的未来研究方向。1 从研究的连续性看来，报告所建议的研究主题应被看作为 “利马文件”的继续研究。
“利马文件”不仅引发了对它本身的研究及回应，同时在教会论研究、礼仪敬拜和宗派对话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如为了研究“利马文件”所产生的影响， 2007 年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发布了新的研究报告，考察了“利马文件”对教会论及礼仪崇拜的影响和教会对“利马文件”的接受效果。2 此外，鉴于教会论是基督教合一所面临的主要的神学主题之一，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在 2012 年通过了另一份共识文献《迈向共同远象的教会》（The Church: Towards a Common Vision, 2013）。3 该文献深入地论述了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来呈现基督教团体在教会论上的普遍共识。
“利马文件”还为基督教间的双边对话提供了参考和资源。例如，圣公会和卫理公会在报告《使徒共融中共享》（Sharing in the Apostolic Communion）中提出更全面的共融应包括核心教义的一致，共同受洗和互相承认成员关系的基础，超越相互分享的圣餐共融，圣职的互认与互换等，并且在圣职和圣礼神学上继承和发展了“利马文件”的观点。4 此外，圣公会-路德宗、罗马天主教-路德宗的对话报告也借鉴了“利马文件”的研究。5 总之，“利马文件”中的神学思想被具体的运用到了后续的宗派对话中。
1 Baptism, Eucharist and Ministry, 1982–1990： Report on the Process and Responses, pp. 1–5.
2 Thomas F. Best, and Tamara Grdzelidze eds. BEM at 25: Critical Insights into A Continuing Legacy,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205,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07, pp. 7–9.
3 The Church: Towards a Common Vision, Faith and Order No.214,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13.
4 Jeffrey Gros, FSC, Harding Meyer, and William G. Rusch eds. Growth In Agreement Ⅱ: Repor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 1982–1998,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00, pp. 55–76.
5 Jeffrey Gros, FSC, Harding Meyer, and William G. Rusch eds. Growth In Agreement Ⅱ: Repor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 1982–1998, pp. 2–37, pp. 443–484.
在礼仪敬拜方面，作为“利马文件”的礼仪表达，利马礼仪在各地基督教和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的普世崇拜聚会中被实践。1 它不仅仅体现了基督教团体对圣餐的意义及实践的共同追求，也能够使基督教信徒在共同祈祷和赞美的环境中体验到基督教团体间日益交流的成果。从广义上来看，利马礼仪表明了基督教团体在圣餐上取得的一致，但是同时仍没有实现完全的圣餐共融。礼仪的实践将反过来促使基督教团体进一步研究圣餐与教会的合一的密切关系。从这一点来讲，利马礼仪可以被认为是“礼仪更新作为基督教合一的方法”这一观点的继续实践。利马礼仪与“利马文件”的相互支持提供了可尝试的路径即在合一运动中将礼仪实践和礼仪研究的相互结合起来。
“利马文件”体现了当代基督教对神学的再发展。如天主教和英国圣公会的 对话成果《最终报告》写道，“认识到在我们两种传统中神学家的方法和观点日 益趋同……并共同寻求重新解释我们双方都认识到的和这个新的时代和处境经常 在呼求的教义”。2 事实上，“利马文件”对洗礼、圣餐及圣职的新阐述，正是基 于在这段话所提到的三个要素。第一，合一运动中神学观点的日益接近；第二，基督教团体及学者们认识到了在神学上具有这样的共识；第三，新的时代和处 境的需要。如在 1978 年印度班加罗尔会议建议的基础上，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发 起了“使徒信仰在当代的共同表达”的研究。3 此外，卓新平认为，在当代天主教
1 Thomas F. Best, and Dagmar Heller eds. Eucharistic Worship in Ecumenical Contexts: The Lima Liturgy and Beyond,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1998, pp. 1–11.
2 Harding Meyer, and Lukas Vischer eds. Growth in Agreement: Reports and Agreed Statements of Ecumenical Conversations on a World Level, Faith and Order Paper No. 108,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84, pp. 62–64.
3 班加罗尔会议提出建议将“对使徒信仰的共同理解”作为未来几年的重点方向。之后，1982 年在秘鲁利马，信仰与教制委员会会议建议将“使徒信仰在当代的共同表达”作为重点研究项目。见 Minutes and Supplementary Documents from the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on Faith and Order, Faith and Order No.93,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979, pp. 39–41，以及 Towards Visible Unity. Commission on Faith and Order, Lima 1982. Volume II: Study Papers and Reports, Faith and Order No.113, Geneva: World Council of
与新教及东正教的对话中，一种普世主义的新神学开始出现。1 以及迈克尔·金纳蒙（Michael Kinnamon）认为，2 在合一运动中分享神学观念的普遍传统已经开始出现。3 然而，无论是新的神学的出现，还是“使徒信仰在当代的共同表达”的研究，随着合一对话、神学分享的观念变得更加普遍，神学的重新阐释或将被放在全球对话的视野下来思考。
在中国处境下的再思考
具体到中国语境下，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是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建设的必然需要。如游斌认为，由于中国基督教的神学必然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神学，那么这一神学的理解将是重塑的过程，并需要深度的对话，来扩展成为“更大”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体系。4 在游斌的观点中，作为对话的神学，中国基督教神学既是“对话的”，又是“神学的”。在跨越边界的深度对话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彼此的滋养、提升，来实现“更好”的自己和“更丰富”的当代中国文化体系。“更丰富”是指包容并吸纳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的优秀的文化组分。正如“利马文件”在跨越宗派边界的对话中走向了当代神学的重新阐释，基督教文化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中来反思自身传统，分享、借鉴对方的观念，最终也将走向神学的再发展。总之，在中国语境下，神学的发展既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对话的结果，又是实现对话神学的应有之义。
Churches, 1982, pp. 28–46.
1 卓新平：《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24 页。
2 迈克尔·金纳蒙（Michael Kinnamon, 1949– ），曾担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信仰与教制委员会执行秘书，著作有《普世运动的愿景》(The Vision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等。
3 John Briggs, Mercy Amba Oduyoye, and Georges Tsetsis eds. A History of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Volume 3, 1968–2000, Geneva: WCC Publications, 2004, p. 51.
4 游斌：《基督教礼仪要理问答》，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21 年，序言。
正如当代基督教合一运动中的跨宗派的对话与合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也是对话与合一的课题。合一运动是指合一与多样性的共存，是有机的、有差异的多元合一，而不是寻求一致性的统一。“合一”既可以理解为追求的目标，也可以把“合一”理解为方法。对于基督教来讲，世界各个地区基督教各有处境，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另一方面，多元合一是多元的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如牟钟鉴所写，中国文化具有“多元通和”的历史传统。1 多元合一既是在多样性中来实现合一的过程，也是提升多样性中的一体的品质，是一种动态的、发展的模式。总的来说，多元合一是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寻求合一过程中的相通之处。
如何理解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实质是如何理解“一体”和“多元”的关系，或者说“一”与“多”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讲，基督教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均有悠久历史，虽然两者有不同根源，但基督教文化却已经事实的内蕴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一体中的一元。既然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及被看作为“一体”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基督教文化已经内蕴在整体的中国文化中，并且富有多样性的文化已经在相互浸润中，那么学界则应当致力于通过学术对话，来共同地提升中国文化作为“一体”的品质。
正如文化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基督教文化中的内核，基督教神学也在不断 地发展。文化天生具有一种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表现在地理空间上的流动，也表现在时间上的流动。作为文化的载体或文化本身，基督教礼仪具有这种流 动性。以基督教的礼仪年为例，在时间的往复向前中，人们按时间的变化来举 行不同的礼仪活动。作为公共的崇拜活动，礼仪尤其能够吸引人们进入到一个 对话的场景中。礼仪既是流动的，又是对话的。或者说，就对话而言，礼仪具
1 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第 6 章 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
有着一种先天的优势。进一步来说，无论是中国文化体系，还是基督教文化，它们作为跨地区的、跨国家的、跨民族的文化，均是处在一个“发展”的法则之下。特别的，“利马文件”对基督教礼仪的阐释，是一个发展的实际案例。
总之，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待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的目的是在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鉴互通中，来使文化的对话带来更加进步的文化体系，形成更加先进的中华文明。它也是上文所指的发现“更好的”自己，以及形成“更丰富”的文化体系。比较来讲，如果说“对话”更多指当下的行为方式，“发展”的概念是指向中国文化的未来，“合一”或“一体”是一种发展的状态。“对话”及“多元”与“合一”及“一体”不是对立的，而是合作的、相互补充的。而“发展”是对话的关键。
五、结语
信仰与教制的研究工作是“利马文件”的直接成因。作为合一运动中的标志性文献，“利马文件”采用神学融合的方法，重新阐释了洗礼、圣餐与圣职的思想，广泛的推动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的发展以及神学的思考。以此而论，“利马文件”所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是，在与当代合一运动所提倡的对话精神相符合的基础上，来有效的发展了神学思想。
受“利马文件”的启发，笔者在中国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进行了反思。“利马文件”中的跨宗派对话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多元通和的传统不谋而合。同样的，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文化对话应放置在“发展”的观点下来看待，并处理好“对话”与“合一”或者说“多样性”与“一体性”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中，“发展”既是指有效的构建中国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也是来滋养和丰富整体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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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ngjiao MENG https://orcid.org/0009-0005-6563-3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