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基督教周刊《天风》编辑人员的考证和考察
（1945–1949）
李文力 htps://orcid.org/0009-0007-1376-2572
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创刊于 1945 年的《天风》在中国基督教报刊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且重要
的地位，是研究 1945 年至今中国基督教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该刊自身原因，早期编辑人员具体何人、任期何时成为模糊不清的问题。本文搜集挖掘相关文史资料，从考证梳理《天风》编辑人员入手，在此基础上考察该刊草创初期从相对简陋到日益成熟完备的过程。
关键词：《天风》、编辑人员、吴耀宗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4
前言
1945 年 2 月 10 日，时任青年协会书局驻成都出版部主任兼基督教联合出版社主席吴耀宗经过筹备，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以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名义正式创办《天风》周刊并发行第一期。《天风》自此存续发展至今，现为中
国基督教两会主办的机关刊。1 该刊在中国基督教报刊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且重
要的地位，涉及 1945 年至今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天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参考资料。然而，目前学界对该刊的研究并不充分，多聚焦于 20 世纪 80 年代
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有陈江聪、汤泳诗、王志希的研究成果。2 关于《天风》早期发展的研究较为薄弱，何凯立（Herbert H. Ho）所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有一小节对《天风》发展的大致脉络、办刊风格、政治立场等作了概述性的介绍。3 王翔的《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
（1946–1949）》一文是当前学界少有的探讨《天风》早期发展的学术论文。4该文对早期《天风》刊载内容进行文本分析，论述了该刊宗教思想以及偏向共产党的政治倾向。或许是受限于篇幅和资料，该文留下许多值得深耕挖掘的余地，如对《天风》早期编辑人员缺乏必要的梳理。
《天风》创刊之初，吴耀宗担任名誉编辑主任一职，一般不插手具体编辑事务。该刊自 1945 年 2 月 10 日首刊发行之时并未标注编辑人员的姓名，所登
1 1945 年 2 月《天风》周刊于成都创刊，发行至 1946 年 3 月休刊，同年 8 月在上海复刊。1954 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该刊为“三自爱国会”的机关刊，1965 年停刊。1980 年 10 月复刊发行至今，其中在 2006–2008 年改为半月刊，现为月刊。
2 陈江聪：《重寻中国基层教会信仰的轨迹：以〈天风〉 “读者信箱”为例（1980–2010）》，学士学位论文，东南亚神学研究院，2013 年；汤咏诗：《“守望之声”：二十一世纪〈天风〉专栏研究》，载黄文江、张开云、陈智衡主编：《变局下的西潮：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性》，香港：建道神学院，2015 年，第 589–600页；王志希：〈中国基督徒的另一部 “婚姻法” ——以《天风》杂志为例探讨两性伦理与圣经文本的关系
（1983–2013 年）〉，《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46（2016）：215–254；王志希：《中国基督教的“圣经爱国主义”？改革开放以来的三自爱国运动、〈天风〉杂志与政治诠释学》，《汉语基督教学术论评》22
（2016）：65–94；
3 [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244–247 页。
4 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61
（2007）。
载代表本刊立场观点的文章大多署名为笔名。这种情况至 1948 年 12 月 4 日发
行第 149 期才有所改变，即《天风》封面页、版权页注明主编、编辑的姓名并
作为惯例保留了下来。故从 1945 年 2 月至 1948 年 12 月间《天风》的编辑人员具体何人，任职至何时，成为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众所周知，一份刊物的定位和发展，以及呈现出来的办刊风格方针、思想内容主旨与编辑人员的运作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本文搜集挖掘相关文史资料，从考证梳理《天风》草创时期的编辑人员入手，以此为切入口对该刊早期的发展作深入考察。
一、成都办刊时期的三任主编（1945.2–1946.3）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不少基督教出版机构陆续内迁至西南地区。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下属出版部门青年协会书局决定保留在上海的主要行政机构，同时将部分出版资源运往成都并设立分支机构，由吴耀宗担任出版部主任。由于战争造成资金物资奇缺，出版印刷所需的纸张、印刷设备匮乏。为了统筹战时基督教出版事业，避免不必要的出版重复和浪费，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考虑将在成都几家基督教文字出版发行机构联合起来。1942 年 9 月 18 日，经过协商，华英书局、广学会、《田家》半月刊杂志社以及吴耀宗负责下的青年协会书局驻成都出版部决定共同组织一个联合出版机构——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由吴耀宗任主席，加拿大传教士李芝田（R. O. Jolliffe）任副主席。1
1945 年 2 月 10 日，吴耀宗经过筹备，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以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名义创办了《天风》周刊并发行第一期。吴耀宗在创刊词中赋予了《天风》一个崇高的使命：“把一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中国现在的问
1 关于“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筹建过程，参见[美]何凯立著，陈建明、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第 101–102 页；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事工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2013 年，第 312–313 页。
题上，使它能够变成转移危局，救赎人生的力量”。1 1945 年 2 月至 1946 年 3
月，《天风》在成都共发行了 32 期后休刊，2 1946 年 8 月 10 日迁往上海复刊
发行第 33 期。成都时期的《天风》所刊载代表本刊立场观点的社论文章，署名或为“本社”、“编者”、“社论”，或采用笔名“金光”、“辛斤”、“流光”等。加之该刊并未注明负责具体编辑人员的名字，故仅依据《天风》很难知悉具体何人。所幸，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发现了两篇重要文章。一是《天风》1948 年 8 月 14
日第 133 期刊载《编者之言》，该文称：“负责《天风》编务者，自创刊以来， 有陈新桂先生、金式荣先生、叶启芳先生、王季深先生、何守恬女士及其他几 位先生。”3 二是《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一文，4 该文作者董宝光于 上世纪 80、90 年代对《天风》周刊创刊初期两任主编金式荣、陈鼎文作了采访，在此基础上撰文对《天风》创刊初期的三任主编的去留更替作了详细的叙述， 但仅限于 1945 年。5 笔者将该文择要转述如下，并结合相关资料予以补充修正。
吴耀宗创办《天风》后聘请的第一任主编是陈新桂。陈新桂，生于 1913 年，
湖北省江陵县白马寺镇胡家场人，自幼随全家受洗成为瑞典行道会教徒。6
1937 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在校时曾先后就读于宗教学院和历史系，在基督
1 吴耀宗：《中国的前途——发刊词》，《天风》1（1945 年 2 月 10 日）：4。
2 《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3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
4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载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 第 54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年，第 215–231 页。
5 董宝光，男，1936 年生。清华大学工程数学力学系毕业，曾在北京市计算机中心从事软件开发工程，任高级工程师，并兼任北京市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邀人员。参见董宝光：《庙寓轶闻——顾贞观寄寓千佛寺》，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京城旧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年，第 163 页。
6 江陵县档案局：“江陵名人”，2024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jiangling.gov.cn/gkxx/jlmr/201902/t20190222_351133.shtml?ivk_sa=1024320u，2024 年 4
月 3 日引用。
教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受过系统培训，且长于写作。在燕大读书期间，陈与吴耀宗交好，对吴氏的道德、文章素所钦敬，二人一直保持通信联系。七 七事变发生后，陈辗转于湘、鄂、川、滇、黔各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42 年，他从重庆至贵阳，执教于贵阳清华中学，任国文教师。 1943 年 5 月，陈新桂在 贵阳任教期间与好友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了一份周刊《星期》。由于《星期》针 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因之引起国民党贵阳市党部的不满，多次受 到警告；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纸张、印刷日感困难，以致《星期》的 出版时陷入困境。《星期》出版时，陈新桂每期都寄赠当时在成都的吴耀宗一 份，吴氏也应陈之邀，为《星期》撰稿。1 1944 年夏，陈新桂接到吴耀宗的邀 请信后，适值《星期》周刊处境维艰，陈感到去成都一方面可协助吴耀宗创办 这份刊物，同时也是和在成都女友团聚的机会。陈遂于 1944 年 8 月底离贵阳经 重庆抵达成都，开始参加《天风》周刊的筹备工作。陈新桂认为编务工作由一 个人主持不太方便，应当再有一位助手，于是想到了好友金式荣。经吴耀宗同 意，金式荣于 1945 年 2 月抵达成都，担任《天风》周刊的副主编。2 金式荣， 生于 1919 年，浙江温州人。1942 年夏，金式荣在内迁至贵阳的大夏大学英文 系就读期间，与陈新桂交游并成为挚友。3
陈、金二人负责下的《天风》政论文章占的比重较大。一些被国民党当局认为过激的政论文章，一部分根本未通过当局新闻审查；4 另一部分则不得不
自行删改，如《天风》1945 年 2 月 25 日第 2 期刊载的一篇名为《政治的改造 和人的改造》中，就出现了“遵检略九十五字”“遵检略八十四字”的字句。5 显然，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2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6–218 页。
4 《编者的话》，《天风》5（1945 年 4 月 10 日）：16。
5 流金：《政治的改造和人的改造》，《天风》2（1945 年 2 月 25 日）：4。
种行为也被吴耀宗指责为不讲策略，秉性刚烈的陈新桂于 1945 年 4 月下旬愤而辞职前往重庆汉口博学中学任教，后经人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担任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编辑。2 陈新桂主编《天风》共 5 期（社论多出自陈的手笔），其常用笔名为“辛斤”、“萧贤”。3
陈离职后，副主编金式荣接手成为第二任主编。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大后方已客居 8 年的金式荣急切地盼望回到家乡浙南地区，同时认为自己并非教内人士，不适合主编《天风》。4 是年 11 月，金式荣正式 离职先前往上海参与编辑《文汇报》，后于 1947 年 5 月前往浙江乐清参加中共
游击队。5 金式荣主编《天风》从 1945 年 4 月至 11 月（第 6–22 期），常用笔名是“金光”。6 其任内基本上延续着陈新桂主编时期的风格，政论文章居多，宗教文章偏少，也有一些被当局视为“过激”的文章遭到删改，或者未能过审。7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9 页。笔者在陈新桂主编的《天风》1–5 期所刊载文章中并未看到有关“中国基督教应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的文章。该文估计是未通过国名党当局审核，或是因吴耀宗反对而未刊载。
2 江陵县档案局：“江陵名人”，2024 年 1 月 17 日，
http://www.jiangling.gov.cn/gkxx/jlmr/201902/t20190222_351133.shtml?ivk_sa=1024320u，2024 年 4
月 3 日引用。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9 页。
4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5 金式荣：《关于我和民盟关系的回忆》，载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 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上海民盟专辑》总第一一九辑，上海：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2009 年，第 87–89 页。
6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7 如 1945 年 5 月 23 日，《天风》第 9 期社论《团结》一文遭到国民党审查部门的大幅度删减，文中出现
金式荣离职后，沈体兰（时任成都燕京大学教务长）向吴耀宗推荐了陈鼎文主持《天风》编务工作。陈鼎文，1914 年生于济南。1934 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1937 年七七事变后离开燕大，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进入解放区，投身抗日活动。1943 年燕大在成都复校，他于次年转入成都燕大历史系，继续已中断了 6 年的学业，1944 年冬毕业。1 按照董宝光的说法，陈鼎文仅主编出版了 1945 年 11 月 12 日第 23 期、12 月 6 日第 24 期，随后被党组
织派遣到北平从事学生工作。2 此时抗战已宣告胜利，大后方各行各业纷纷东
可知，董宝光关于该刊第 24 期发行后即在成都休刊的这一说法有误。因笔者已
查阅到《天风》第 26 期（第 25 期缺），发行时间为 1946 年 1 月 5 日，发行地
址依旧在成都四圣祠北街二十号。4 《天风》第 32 期（1946 年 3 月 20 日）发
布一则《本刊迁沪启事》明确告知读者：本刊出至第 32 期以后，即暂时停出，迁沪复刊。5
就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董宝光对 1945 年《天风》创刊初期编辑人员的梳理应当有所疏漏，他称：“当时天风社位于成都四圣祠北街，一座教会的庭院
（类似解放前上海的花园洋房）内，编辑部只有陈新桂和金式荣二人，他们所
了“略去四十二字”、“略去二十四字”、“略去三十五字”、“略去十八字”的字句。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6 页。
2 陈鼎文：《记通往晋察冀边区的一条秘密交通线》，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
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39 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年，第 47 页。
3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6–227 页。
4 《天风》26（1946 年 1 月 5 日）：15。
5 《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住的一间宿舍兼作办公室。”1 实际上，《天风》编辑部除了主编陈、金二人外，还有一位名为何慈洪的“创刊元老”，何氏从 1945 年 2 月创刊时起至 1950 年 4
月一直在《天风》从事编务工作。2 从有限的资料可知，何慈洪毕业于金陵大学，是一名基督徒，3 长期在教会从事文字事工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天风》是一份教会刊物，自从第一任基督徒主编陈新桂离职后，从人情常理出发，应当继续选用教内人士当主编才是恰当的。但主编一职自陈新桂仓促离职后暂无合适人选继任，只好由金式荣、陈鼎文两位非教内人士暂时负责编务工作，这对于一份教会刊物的发展而言终非长久之计。因此，1946 年 3 月 20 日《天风》在成都发行的最后一期的启事中特别强调：本刊迁往上海复刊以后“拟聘请基督徒知名作家主编”。4
二、叶启芳主编时期（1946.8–1947.2）
如前所述，陈新桂、金式荣、陈鼎文先后主编了《天风》第 1–24 期，至于
在成都最后发行的第 25–32 期由何人担任主编一职已不得而知，笔者推测主编
一职和具体编务工作可能由何慈洪暂代执行。1946 年 3 月 20 日《天风》在成
都发行的最后一期即 32 期《本刊迁沪启事》已明确告知读者，本刊“希望于四月初即可与读者再见。”5 遗憾的是，《天风》编辑部并未按照既定的时间即 1946 年 4 月在上海复刊，而是迟至当年 8 月 10 日在上海发行第 33 期，发行者
1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18 页。
2 1950 年 4 月，何慈洪不再担任《天风》正式受薪工作人员。《天风》发布启示称：“何先生从本刊创刊时起，至今服务本刊已经逾五年，中间经过成都搬到上海、上海解放前后，直至今天的地步”。据此可推断从 1945 年 2 月创刊至 1950 年 4 月，何慈洪未曾中断在《天风》的工作。参见《编务室》，《天风》208
（1950 年 4 月 8 日）：5。
3 何慈洪：《华西坝上的基督徒学生》，《金大青年》2、3 合刊（1940 年）：17–19。
4《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5《本刊迁沪启事》，《天风》32（1946 年 3 月 20 日）：16。
依旧署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编辑者署名为“《天风》周刊编辑委员会”，1 地址在上海市虎丘路一二八号，印刷代理为集成印刷所。得益于上海发达的办刊环境，复刊后的《天风》明显焕然一新，纸张印刷质量远胜成都发行时期。
《天风》迁往上海后，正式聘请知名基督徒学者叶启芳担任主编一职。2
叶启芳，广东三水人，1898 年 7 月 10 日出生于广州上西关，幼年家境贫 寒，母、父先后于 1905、1912 年亡故。1909 年其父因无力供养，不得不将叶 启芳送至香港基督教道济会堂处担任杂役工。道济会堂牧师张祖龄见叶启芳聪 明伶俐又勤奋好学，便有意抚养栽培，自此叶启芳便在教会的庇护下成长并成 为基督徒。他先后辗转求学于广东博罗英国教会主办的瓦廷敦小学、东莞城礼 贤中学、广州培英中学、广东协和神学院。1922 年，他曾代表广东协和神学院 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代表大会，同年转入燕京大学。1924 年从燕 大毕业后，叶启芳曾担任过广州武装团体政治处副主任、广州协和神学院教师、广州培英中学校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粤北曲江岭南大学与坪石中山大学教 授、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以及多家报纸刊物的总编等等职务。3 叶启芳办报 刊的经验相当丰富，曾担任香港《星岛晨报》、湖南衡阳《大刚报》、《广西 日报》百色版、香港《新生日报》等报刊的总编辑。此外，他还是翻译家，又 对社会主义颇有好感，1930 年代曾投入大量精力翻译过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著 作，如德国社会主义者麦克司·比尔（Max Beer）的《社会斗争通史》（5 卷本，全名为《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通史》）、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
1 《天风》1–32 期发行者和编辑者皆署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
2 《天风》第 33 期的社论署名即为“启芳”，参见启芳：《八一三纪念》，《天风》33（1946 年 8 月 10 日）：
4–5。
3 《叶启芳年谱》，载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 206–207 页。关于叶启芳生平事迹，笔者主要参考自《叶启芳传》一书。
按《叶启芳传》所言：“1947 年春天，有朋友告诉叶启芳，国民党特务以为他是中共党员，为免招是非，朋友劝他尽快离开上海。听了朋友的劝告，他即去航空公司，找到在那里工作的一名培英中学毕业的学生，买到当日的飞机票，回寓所匆匆收拾完行李，即乘飞机返回香港。”2 该书称叶启芳离职的时间为 1947 年春天，这一说法大体不差。这点可从《天风》处得到验证，“时事述
评”版块基本上由叶启芳执笔撰写，署名为“芳”或“启芳”，但自 1947 年 2 月 8 日
第 58 期后便署名为“渊”或“深”，可推断大概是当年 1 月底 2 月初之时叶启芳离职离开了上海。
相较于成都发行时期，在沪复刊后的《天风》在叶启芳的主持下有着质的飞跃，这应与叶氏丰富的办报经验有关。在成都发行时期的《天风》文章版面设置较为零乱，并未设置固定的页面版块作为政治或宗教题材的园地，内容也相对单调。《天风》虽名为周刊，但发行时间并不完全准时固定。叶启芳接手
《天风》后，把一些页面设置成专门的题材版块，如“每周时事摘要”、“宗教的世纪”、“灵修一助”等，发行时间固定在每周六。此外，《天风》的内容也丰富许多，在叶启芳的主编下，《天风》不仅关注国内的政治焦点，还把视野拓展到了国际政治局势，诸如印巴分治、1946 年苏联与土耳其的黑海海峡危机、 1946 年巴黎和会、英荷两国与印尼的冲突等等问题，对这些国际政治军事方面的述评多出自叶氏手笔。叶启芳离职后，《天风》中关于国际焦点事件的文章篇幅大为缩减。叶启芳虽然离职了，但他对《天风》栏目的设置和规划大体为后来的主编继承。
1 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第 46–53 页。
No. 22 June 2024 -328-
2 易新农、夏和顺编：《叶启芳传》，第 97 页。
三、1947–1949 年间的主编及同仁
自 1947 年 2 月份叶启芳离任主编一职后，吴耀宗约请王季深接任主编职位。1 根据王季深撰写的《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一文可推断，他大约于 1913 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一个仕宦之家，14 岁时就读于镇江润州中学（美以美教会举办）时受洗成为基督徒，后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半工半读，16 岁时在长兄王揆生安排下投考嘉兴秀州中学，中途休学后入上海立达学院完成学业，毕业后曾在上海银行系统工作过一段时间。2 1945 年 12 月，他与长兄王揆生创办上
海文化服务社，并担任社刊《上海文化》（月刊）编辑一职。3 王季深在求学
期间曾受唯爱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4 其思想信仰理路与吴耀宗颇为相
似。王季深主编《天风》自 1947 年 2 月 8 日 58 期起，离职时间推断在是年 10月份，5 王所撰时评文章多署名“深”、“渊”、“镇”。王离职原因不明，《天风》主编一职可能只是他应吴耀宗之请求“临时挂帅”，以应付叶启芳仓促离职后暂无合适人选主持编务的局面。因当时王季深的本职是在其兄长王揆生创办的上海文化服务社函授学校新闻讲习班授课兼负责校务之推展，6 王离职后应是回
1 王季深：《从唯爱主义者转变为革命的人道主义者——缅怀吴耀宗先生》，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92 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第 140 页。
2 王季深：《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载吴耀宗编：《基督教与新中国》，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 年，
第 121–142 页。根据王的自述可知，其 14 岁受洗后第二年初北伐军即打到江苏省（即 1927 年），所以
王季深生年大致在 1912–1913 年。
3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记（1937.7–
1949.5）》，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1991 年，第 176 页。
4 王季深：《我是怎样相信基督教的》，第 134–138 页。
5 因王季深执笔《天风》的“时事述评”版块，署名为“深”、“渊”、“镇”（王季深是镇江人，“镇”应是取自家乡名的首字），1947 年 10 月份之后《天风》上的“时事述评”版块已不见王季深的笔名。
6 王季深：《上海文化服务社创办三年回忆》（根据王揆生遗稿整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
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静安文史》第 7 辑，内部资料，1992 年，第 110–111 页。
王季深之后负责编务的是何守恬（女），2 关于何氏生平的资料不多。通 过有限的资料仅知何氏为广东南海人，1934 年毕业于私立沪江大学社会系，3 毕业后曾在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市崇德女中任教，据此可推断她是名基督徒。 何守恬负责编务时间应为 1947 年 10-12 月，在《天风》撰文常用笔名为“葭水”。
1948 年元旦，《天风》正式从基督教联合出版社脱离出去，“为了使《天风》取得一个新的立场，并使它不致影响它所隶属的团体，这个刊物就在‘天风社’这个组织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5
天风社正式成立于 1 月 1 日，接办之前基督教联合出版社所刊行的
《天风》周刊及《基督教丛刊》，它有社务委员二十一名，主持本社一切事工进行，各委员姓名（以姓氏笔画多寡为先后）列如下：
白约翰（John Barr）——基督教教育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青年协会校会组主任干事、吴高梓——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耀宗——青年协会编辑部主任干事、李天禄——金陵神学院教务长、胡祖荫——上海广学会总干事、姚贤慧女士—— 女青年协会干事、海维德（ Victor
1 《王季深致钱新之函》（1947 年 12 月 18 日），载彭晓亮、董婷婷编注：《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钱新之卷往来函电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15 年，第 379–380 页。
2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编者之言》称“负责《天风》编务者，自创刊以来，有陈新桂先生、金式荣先生、叶启芳先生、王季深先生、何守恬女士及其他几位先生”，据此可知何守恬应是继王季深之后负责编务工作。
3 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四年度）》，1935 年，第 203 页；沪江大学编：《私立沪江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度）》，1936 年，第 201 页。
4 胡山源：《文坛管窥——和我有过往来的文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110 页。
5 吴耀宗：《天风二百期》，《天风》200（1950 年 2 月 11 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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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ward）——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陆干臣——上海青年会总干事、 陆梅僧——上海联合广告公司总经理、黄秀玑——女青年协会学生部主任 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梅立德（Frank Millican）
——上海广学会干事、赵紫宸——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郑建业——上海青年会宗教干事、薄玉珍（Margaret Brown）——上海广学会干事、欧伟国——上海太古公司、缪秋笙——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总干事、谢颂羔——上海广学会干事、檀仁梅——基督教教育协会总干事、罗运炎——中华卫理公会
在社务委员会中推选吴高梓先生为社长，檀仁梅及陆干臣先生为副社长，薄玉珍及姚贤慧女士为会计。1
这份《天风》社务委员名单聚集了教会众多知名人士，与 1945 年创刊初期仅有陈新桂、金式荣、何慈洪三位编辑人员形成强烈对比。尽管不排除里面不少委员只是挂个虚衔，但足可见《天风》在教会中已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自
《天风》1948 年 1 月 1 日起，在社务委员会的主持下，负责具体编务的只有“二个半人”，一个是总干事何慈洪（暂兼代理编辑）、一个是助理员詹华容女士、半个是工友卢文达君。2
但按照社务委员之一、上海青年会宗教干事郑建业的说法，当时天风社“实际权力究竟是掌握在几个洋人手里”。3 所谓“洋人”应是指天风社务委员中的外国传教士海维德（ Victor Hayward ）、梅立德（ Frank Millican ） 、薄玉珍
（Margaret Brown）等人。1948 年 4 月 10 日，天风社发生了不小的风波。起
1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24。
2 慈洪：《编者之言》，《天风》133（1948 年8 月14 日）：24。关于詹华容和卢文达的生平资料实在有限。
3 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编：《回忆吴耀宗先生》，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1982 年，第 130 页。
因是吴耀宗在《天风》第 116 期发表了题为《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称“中国基督教的处境是可悲的。中国基督教的传统，主要的是英美基督教的传统。在目前，它和美国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是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1 吴耀宗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欧美传教士的不满，他们直接出面要求吴耀宗辞去《天风》的职务。2 6 月 19 日，在传教士的压力下，吴耀宗发布简短声明声称辞去《天风》名誉编辑主任一职，但保留编辑委员会委员一职。3
从1948 年1 月起，《天风》的具体编务工作主要由何慈洪负责。至12 月，天风社进行人事变动，决定借调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法律顾问委员会干事、
《协进》月刊前主编林永俣担任《天风》周刊主编一职。4 自《天风》1948 年 12 月 4 日第 149 期起，林永俣正式担任主编一职，发行编辑为何慈洪。正是自这一期起，该刊在编辑时作了进一步的规范，即标明主编、编辑的姓名，并作为惯例保留了下来。林永俣，1914 年 6 月 8 日生，福建闽侯县人，是晚清重臣林则徐后裔。1936 年入燕京大学攻读政治学，1940 年燕大毕业就职上海青年会学生干事一职。1943 年下半年入东吴大学法律学院进修，并参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主编《协进》月刊，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6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林永俣与上海各民主党派成员一起创立‘改建学会’组织。1947 夏，林氏赴美国留学深造，1948 年底回国后即就任《天风》周刊主编。5
1 吴耀宗：《基督教时代的悲剧》，《天风》114（1948 年 4 月 10 日）：3–4。
2 郑建业：《我敬爱吴耀宗先生》，第 130 页。
3 吴耀宗：《吴耀宗启事》，《天风》126（1948 年 6 月 19 日）：13。
4 《林永俣调任天风周刊主编》，《协进》7（1948 年 12 月 16 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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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编委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02 页。
林永俣主编《天风》集中在 1949 年全年。这一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重要的
节点，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北京宣告成立。1949 年 5 月 27日，天风社所在地上海宣告解放，《天风》的命运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四、《天风》早期办刊风格与版面设置
《天风》是教会所办刊物，与同时期其它注重宗教灵修类教会刊物相比， 办刊风格独树一帜，政治时事评述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这与该刊自身定位有关， “本刊的使命是表达基督教对当今时局的意见”，1 “它（即《天风》，笔者注） 所引为模范的，是美国的《基督教世纪》周刊。凡是读过这个周刊的，都晓得 它的社论和专论，大部分是政治性”。2
《天风》编辑人员的人事变迁牵动着版面栏目的变化。1945 年在成都办刊初期，该刊并未设置固定的专类栏目，其大量版面为国际、政治、经济时评类文章占据，前三任主编的主持下的宗教灵修类文章刊载过少。1946 年 8 月 10日，《天风》在上海复刊，并迎来了新任基督徒主编叶启芳。办报刊经验丰富的叶启芳为《天风》各类题材文章设置了固定的栏目版面。以《天风》1946 年 8 月 24 日第 35 期为例，该刊共 16 页，刊首第 1–4 页为“社评”栏目，由主编叶启芳执笔撰写了两篇关于国内、国际政治评论性文章《政治协商与军事解决》和《犹太人之悲剧》；第 4 页还设置“每周时事摘要”栏目，对一周内国内外重
要时事进行介绍；中间部分 4–9 页文章为时政评论类，主题是关于印度独立及
印巴分治、朝鲜民主运动及土改。刊尾第 10 页刊载宗教灵修类题材文章，第
13–15 页为“宗教的世纪”栏目，主要“报道国内外教会消息，记载全世界宗教动
态”；其中第 14 和 15 页的上半页连载小说《打游击》，第 16 页为“灵修一助”，
1 《编者的话》，《天风》7（1945 年 5 月 4 日）：14。
2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103（1948 年 1 月 3 日）：4。
内容是摘录《圣经》中的经文并附上导读语。
上述的栏目版块只是一个大体框架，页数和版块位置也并不完全固定，页 数一般保持在 16 页，如遇重大节日纪念日，其篇幅页数会有所增加，叶启芳后 来还增设了“时事述评”栏目。继任的几位主编则在承接大体框架的基础上作了 若干调整，如王季深在 1947 年 2 月 8 日接手主持《天风》（第 58 期）后便决 定在下一期增设“读者信箱”栏目，“欢迎读者对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及宗教诸实际问题发表意见，以便共同讨论。”1
《天风》自创办后在教会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读者方面也迎来了积极的反 馈。基督徒张雪岩盛赞“《天风》是基督徒在创造历史和文化使命上最有希望的 刊物”。2 教徒郑新民也撰文表达对《天风》的“浓浓爱意”：“我对它（即《天 风》，笔者注）兴趣无穷。我等候它有如恋者热望‘情书’，又如旅外客渴候‘家 书’，读了称赞，又喜气溢眉，家人莫之知”。但是，《天风》宗教类文章偏少，版面如“灵修一助”“宗教的世纪”设置在刊末位置，有读者对此提出异议。郑新民 在盛赞《天风》之余也提出了意见，称：“‘灵修一助’栏须增强力量——我们不 要把它当一个尾巴，它要有一面的地位”。3 教徒周继善亦表示：“基督教义的专 讲刊载，似乎还不够一点——以笔者个人这两年来对《天风》阅读的印象，唯 一感到不够满足的，要算关于基督教义方面的专论了”。4
此外，《天风》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欢迎各方面不同的报导，和读者不同的意见”，“《天风》很少拒绝与编者意见不同的文字”，5 并刊载不少
1 编者：《添辟“读者信箱”预告》，《天风》58（1947 年 2 月 8 日）：16。
2 张雪岩：《〈天风〉应独创风格》，《天风》52（1946 年 12 月 21 日）：6。
3 郑新民：《读天风》，《天风》46（1946 年 11 月 9 日）：10。
4 周继善：《略论〈天风〉周刊二三事》，《天风》133（1948 年 8 月 14 日）：14。
5 吴耀宗：《‘天风’往哪里吹？》，《天风》103（1948 年 1 月 3 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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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刊物立场意见相左的文章以供读者评议。
五、余论
1945 年 2 月，吴耀宗在抗战大后方重要城市成都创办了《天风》周刊，该
刊在此经营发行至 1946 年 3 月。这一时期的《天风》周刊所处的办刊环境较为恶劣，一是战时物质匮乏，加之当时成都物价上涨的幅度十分惊人，对出版行业造成沉重打击；1 二是国民党当局的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妨碍出版自由，也阻碍着《天风》的正常发行。当时国民党当局进行出版审查之时，删除了许多已经排版好的稿件。《天风》主编无奈之下用不同的笔名撰写或翻译多篇文章，用以填空、赶排，免不了粗制滥造。2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各行各业纷纷东迁。1946 年 3 月《天风》休刊，8 月 10 日迁沪复刊发行。上海有着发达的媒介生态环境，复刊后的《天风》明显焕然一新，印刷质量远胜成都发行时期。此时国民党当局对新闻出版业的管控较抗战时期宽松不少，3 越来越多教内外
知名人士在《天风》发文议论。1948 年 1 月 1 日天风社成立，社务委员共二十一名，聚集着当时教内知名人士，足可见《天风》在教会中已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天风》的办刊风格秉持着开放包容的态度，欢迎各方面 不同意见的文章报导，但其自身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正如王翔指出，《天风》 聚集了一批基督徒，他们“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倾向共产党，对于共产党解决 中国问题的道路具有较高的认可度”。4 这点也体现在上述 1945–1949 年《天风》
1 张忠：《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11 年，第 94–95 页。
2 董宝光：《吴耀宗和〈天风〉周刊的主编们》，第 225 页。
3 1945 年 8、9 月，国统区新闻出版行业为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组织起“拒检运动”。 10 月 1 日，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正式宣布废止战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
4 王翔：《从〈天风〉看中国激进基督徒的政治表达（1946–1949）》，《二十一世纪》网络版：61（2007）。
主要编辑人员的生平经历中，如创刊人吴耀宗在 20 世纪 30 年代自思想上由认可“唯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政治上支持社会革命，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对于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相当认可。首任主编陈新桂曾办刊物《星期》 “针砭时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主办《天风》时“写过中国基督教应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的文章”。从思想信仰上看，叶启芳对社会主义思想颇有好感，曾花费大量精力翻译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王季深和吴耀宗的思想颇为接近，在信仰基督教的同时也深受唯爱主义、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可以说，创刊人吴耀宗和上述主编的政治倾向是显而易见，因而决定《天风》刊发内容的 “风向”。需要说明的是，该刊在 1945 年创刊初期，即在抗战胜利前夕以及国共政争形势尚不明朗之时就持此政治立场，反映了教会内部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在时局转换中的政治抉择。
随着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风》刊载的内容也随着时代变迁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三自爱国运动兴起后主动承担起了“喉舌之责”，1为推动教会的三自革新作了大量舆论宣传与思想引导工作，进而于 1954 年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
参考文献
《天风》周刊（1945–1951）。
《林永俣调任天风周刊主编》，《协进》1948 年 12 月 16 日第 7 卷第 7 期。
《王季深致钱新之函》（1947 年 12 月 18 日），载彭晓亮、董婷婷编注：《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汇编 钱新之卷往来函电集》，
1 “俾各地同道得以通过本刊交流经验，使本刊在全国基督教革新运动中略尽喉舌之责，是为至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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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li LI https://orcid.org/0009-0007-1376-2572
Abstract: Tien Feng, which was founded in 1945, has a special and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 press. It is an indispensabl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ristian history from 1945 to the present. Because of the journal's own reasons, it is unclear who the early editors were and when their tenure was. In this research, starting from verifying and sorting out the editorial staff of Tien Feng,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are collected. On the basis of this, the process of the journal from relatively simple in the early days to increasingly mature and complete is investigated.
Keywords: Editorial Staff, Tien Feng, Wu Yao-ts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