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冬梅 https://orcid.org/0009-0003-7796-4959
刘虹余 https://orcid.org/0009-0000-4426-3943
成都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清末民初，西方国家各差会进入中国西南地区开展传教活动。在川传教 的英、美、加等英语国家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对四川地区的各个方面进行观察 和书写，形成了丰富的文字著述。成都是西南地区传教士活动的中心，因此该 时期的传教士著述中有大量关于成都城市形象的描写。本文以清末民初来川传 教士的著述为研究材料，对传教士著述中勾勒的成都形象进行提取、整理与分 析，指出传教士著述对成都的城市规模、地理位置、商业活动、城市管理、政 治与教育状况等均有描述。从描写内容、所使用的词汇上看，传教士对成都城 市形象的描写是积极的、正面的，在他们的描述中，成都位置优越、人口稠密、商贸发达，城市管理有序且政治、教育资源丰富，是一个“完美的省会城市”。
关键词：清末民初、传教士著述、成都形象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16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对中国经典和圣经的跨文本阅读与文化身份认同研究”（项目号：22JJD73007）子课题“19 世纪中国人对圣经的批评”阶段成果。
引言
基督教对华传教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景教的传入。20 世纪之后最具规模的 一次西方对华传教活动从 19 世纪初开始，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中叶。英国伦敦 会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该时期第一位来华传教的新教传教士。他于 1807 年到达广州并开始在该地传教，随后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 等国家的传教士陆续进入中国。他们的活动在中国沿海（沿江）区域缓慢起步，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后，开始逐渐深入内陆的中国西南地区（四川、
重庆、云南、贵州）。1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外交政策发生转变，传
教士在 20 世纪中期开始陆续撤离中国。随着最后一批传教士从内地撤离到香港地区，这一阶段的西方教会来华传教活动亦正式告一段落。在四川传教期间，西方传教士们对四川地区的自然地理情况、风土人情、社会风貌等多个方面进行了仔细地观察和记录，形成了丰富的文字记录。
目前国内对来川传教士著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宗教学研究领域，即将来川传教士著述作为史料文献，从宗教传播史的视角对著述中所涉及到的历史事实进行详细爬梳，主要研究目的是对这一时期传教士在西南地区的活动轨迹、活动内容、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当地居民对基督教的接受情况进行梳理和呈现。目前该类研究在传教士著述和其他史料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传播及接受历史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影响有了比较全面、详尽的阐述，亦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清末民初来川传教士的著述不仅是基督教西南传教历史的记录，也是进入现代以来西方英语世界第一次系统地对中国西南形象进行的主动勾勒。在网络、电子媒体普及之前，图文记录（专著、报纸新闻、杂志文章等）是重要的信息传播途径，是当时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媒介。来华传教士对中国，尤其是对位处中国偏远内陆的西南地区的
1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施工研究》，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 年，第 17 页。
文字描述，是当时西方英语社会人们了解中国内地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亦是当时乃至之后几十年内英语世界人们对遥远中国内陆构建想象的文字基础。虽然传教士的书写目的是为了服务他们的传教事业，但这些著述形成之后在英语世界的流传传播，无意中也成为当时中国形象海外传播事业的一部分。因此，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著述不仅是研究清末民初历史的史料文献，亦可成为研究中国海外形象传播的重要历史资料。成都是西方传教士在四川地区传教事业的总站点，他们在成都修整、接受培训，再去往周边崇州、乐山、彭州、自贡等地建立传教站点，并随时回到成都汇报工作、交流信息。因此，在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中，有大量对成都城市的描写。传教士著述中对成都这座西南内陆城市的描述，构成当时绝大多数西方普通民众对成都城市形象集体想象的文字基础。来川传教士对成都城市形象的书写，是现代英语世界中早期成都海外城市形象的文字基础，其在英语国家中的传播亦无意中成为了早期成都形象海外传播事业的重要部分。
一、第一印象：城市规模与位置优势
几乎所有第一次到达成都的传教士都对成都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 资源进行了描述。最早一批到达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吴哲夫(E. W. Wallace)为培 训后来入川的青年传教士撰写了《四川之心》（The Heart of Szechwan）一书，开篇他便指出：“四川省的城市很大，而且很重要。省会成都自然也是如此。它 在各方面都比其他城市要好。早在 13 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访问过 它，发现它非常伟大，而且非常富有。一位现代旅行者也宣称它是目前到访过 的中国最好的城市。”1 同样来自加拿大的传教士张天爵（N. E. Bowles）亦写到： “成都是四川省的省会，位于以其名字命名的富饶平原的中心。在规模上，它与
1 Edward Wilson Wallace, The Heart of Szechwan, Toronto: The Methodist Mission Rooms Young People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05, pp. 18–19.
现代的大城市不相上下。”1 英国传教士斐焕章（J. Vale）描述了成都的地理位置和形态：“从地理角度来看，成都非常重要。这座城市本身几乎位于一个肥沃的、人口众多的平原的中心，长约 90 英里，宽约 40 英里。”2 传教士们对成都的人口规模亦进行了详细的考查和记录。张天爵与另外一位加拿大传教士邦德
（G.J. Bond）都指出当时的成都城市人口达到 50 万：“就规模而言，成都并不 等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城市，但它的人口数量却不小。进行准确的估计是不 可能的；但是包括紧邻的郊区，我们一般预估有 50 万人。”3 根据斐焕章的考察，成都最近的周边区域的人口总数达到 500 万人：“成都本身及其四个郊区的人口
估计约为 35 万人，在最初的周边地区，人口可能不少于 500 万人。”4
成都的城市规模和辐射周边大量人口的特殊地理位置，对传教士的传教士事业来说尤其重要。后期传教士以成都城市为中心，将传教事业往南北两个方向推进。向北在彭州建立站点，往南则陆续在仁寿、嘉定（现乐山）、荣县、自贡、泸州等地设立站点。成立于 1899 年的华西差会顾问部（Advisory Board for West China）虽然总部在重庆，但成立之后几十年内，顾问部每年的年会多半都在成都举办；5 后续成立的“中华基督教四川部顾问总会”（Advisory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Szechwan）、“四川基督教协进会”（ Szechwan Christian
1 Newton Ernest Bowles, “Chengtu”, in Our west China mission. Toronto: The Missiona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The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20, p.168.
2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9), p.243.
3 Newton Ernest Bowles, “Chengtu”, p.168.
4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p.243.
5 1868 年开始，基督教新教各差会陆续来到四川、云南和贵州传教，云、贵、川和西藏被西方差会统称为 华西地区。由于区域大、来自各国各地区的传教差会众多，为了更好的进行传教区域的划分和管理， 1899 年云贵川的部分差会代表在重庆召开了华西传教士大会，决定成立华西差会顾问部协调在此区域内 传教的各差会工作。当时在中国各地，还有诸多类似的协调各国差会各类在华事务的基督教联合机构。 关于华西差会顾问部，可参见陈建明：《民国时期华西基督教联合机构的本色化》，载《宗教学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197–206 页。
Council）等基督教联合机构均将总部设在成都，机构每年年会的举办地也几乎都设在成都。成都还有各类教会为了推进某类特殊社会工作而成立的协会，如 “华西基督教教育协会”、“四川基督教教育学会（协会）”等。1907 年，由传教士在重庆创刊的《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也搬迁到成都。1 成都成为活动在西南地区的西方传教士信息交流的中心城市。
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都经过高等教育，大部分都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具 有非常强的文字能力。除了以客观的数据呈现成都城市和周边区域的人口数据 之外，他们还以文学的、细腻的笔触对成都平原的美丽的自然景色进行了描述： “西边的低矮山丘清晰可见，在晴朗的日子里，甚至可以看到西北方向白雪皑皑 的山峰。在平原的中间，岷江蜿蜒曲折地前进。它本身只是一条河流。但中国 人的聪明才智使它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它所滋养的几十条水渠，又辐射出成 千上万的水渠，彻底灌溉着这片大平原，并赋予它无与伦比的力量。远远望去，可以看到人们低矮的草房或瓦房点缀在土地上，每家都有泥墙环绕，并由一丛 梅花状的斑竹明确界定。之间的颜色不断变化。现在是白色的水稻作物，绿色 的粮食或蔬菜，金色的小麦，黄色的本地油料植物，或深红色的罂粟。”2 传教 士们懂得以一种适合西方读者审美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个遥远的异域城市的 风貌。从远处静态的雪山到动态的河流，从白色的山峰到翠绿的竹林，再到金 色的小麦、黄色的油菜田，红色的罂粟，在加拿大传教士吴哲夫的笔下，成都
1 《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我国近代西南地区第一份英文报刊。该刊由驻扎在西南地区的来华传教士于 1899 年在重庆创办，后迁至成都，发行范围以中国西南的四川（包括重
庆）、云南、贵州三省为主，1943 年因经费困难停办，办刊时间长达 45 年。该刊每月发行 1 期，创刊初衷是为了解决当时西南地区交通不便、各地传教士信息传递不便、无法互通有无的困难，读者主要为在西南地区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后刊物办刊宗旨和方针从为传教士服务扩展到为中国基督教发展提供信息交流平台；读者对象逐步囊括读英文的中国人士，作者范围也扩大到能读写英文的中国基督徒。华西差会顾问部会定期将报纸寄回属国教会，因此，《华西教会报新闻》在英、美、加也有大量读者。
2 Edward Wilson Wallace, The Heart of Szechwan, pp. 21–22.
的城市风景犹如一副色彩明亮的西方油画画面，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
二、城市面貌：商业活动与城市管理
在传教士的著述中，成都不仅有稠密的人口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城市总体面貌也是活跃有序、积极正面的。邦德称成都“是中国最富有和管理最好的城市之一。”1 吴哲夫对成都的商业地位更是极力称赞，他称在商业方面，“成都在中国几乎没有对手，而且，从目前的迹象来看，它注定要成为东亚伟大的商业城市之一，尤其以其丝绸、钢铁、铜和青铜制品而闻名。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相比，这里的市场和商店要好得多，而且房屋和公共建筑的建筑风格也更加精美。”2 传教士们还对当时成都的东大街上繁华的景象进行了描述：“成都这个城市是一个庞大而广泛的贸易中心。它的主要街道，东大街，或大东街，是一条宽阔的、铺设良好的、纵横交错的大道，两旁的商店装满了丰富多样的商品，整个街道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3
斐焕章是对成都市井生活记录最为详尽的传教士之一，他仔细记录了成都繁多的专门集市，指出在成都生活的人们一年中可以参加 12 个月市，如花市、灯市、香市、宝市等。同时，在成都的街头，也有许多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商和小贩。成都街头种类繁多的商品让斐焕章感到吃惊，他甚至专门对成都小贩贩卖的商品类型进行了归类；其中售卖的食品类达到 40 多种，家庭用品类达到
80 多种，奢侈用品 20 多种，因此斐焕章总结道：“这个城市有数不尽的方式让他们通过小生意来谋生”。4 邦德则注意到成都的工业发展，他指出“在成都，有一座辉煌的现代兵工厂，一个配备了西方银币和铜币铸造机器的铸币厂，以及
1 George John Bond,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 Toronto: The Missiona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The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09, p. 49.
2 Edward Wilson Wallace, The Heart of Szechwan, p.19.
3 George John. Bond,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 p. 50.
No. 22 June 2024 -378-
4 Joshua Vale, “The Small Trader of Szchuan”,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9), p. 259.
大量以现代方法发展的工业。一所工业学校对许多本来会成为社会负担或威胁的人进行培训，使他们能被受尊敬和有用的手工行业所雇用。”1
传教士著述中对成都城市管理也持肯定和赞许的态度。1903 年年初，四川 警察总局在成都正式设立，这也正好是传教士们在成都驻扎传教的时期。斐焕 章详细记录和说明了成都警察局的工作职责、成员招收与录用以及日常工作等 情况。他指出成都警察的职责主要有维护社会稳定、纠正社会陋习、保护市民 生命安全，成都警察局还制定了规章手册，说明警察局的具体职责范畴包括监 管交通、管理市场、帮助病人、管理乞丐和修行者、归还丢失的财产、帮助流 浪者（包括外国人）、使用藤条、控制秘密社团、逮捕罪犯等，警察局的实际 工作还包括户籍管理、人口普查、街头管理，以及对街头商业活动和乞丐进行 管理。2 在招募新成员时，官方首先会张贴招收新警察的公告，进行选拔考试；在参加考试的几百人中，有一百多人被选出，参加复试，复试通过者被录取为 警察部队的新成员。表现优异的新警察会被任命为巡勇，在街头执勤。巡勇的 日常工作内容为维护城市安定、执行为维护城市清洁的必要措施以及维护公共 设施（如为路灯架设了支柱）等活动。3 传教士们在成都见证并记录了成都警 察局成立之后划分城市和郊区区域、规范街道名牌、对街道房屋进行编号、对 城市人口进行普查和对城市安装照明和进行清洁等工作，称成都有一个“优秀的 警察体系（excellent police system）”来让城市街道安静有序。4
三、文化底蕴：政治和教育中心
结识在中国上层社会人士并借他们的社会影响力推动传教活动，是传教士
1 George John Bond,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p. 50.
2 Joshua Vale, “Szchuan Police Force (continued)”,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4(5), p.110.
3 Joshua Vale, “Szchuan Police Force”,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4(4), pp. 82–83.
4George John Bond,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 p. 50.
在传教活动中使用的重要策略之一。来到成都的传教士很快发现成都作为四川 的省会城市，不仅政治氛围浓厚，仕途活动活跃，并且居住着许多退休的官员，这为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带来了巨大的优势。斐焕章详细记录了成都的政治中心 地位： “成都是这个巨大省份的政治中心，面积相当于法国的十分之九，拥有 大约 45 万人。省高级当局，包括民事和军事当局，都居住在这个中心，并在此 指挥控制他们派遣到四川各地区的下属。除了在成都各部门实际任职的官员外，还有大约六、七百名预选人，即从地方法官到巡回法庭庭长的官员，他们有资 格任职，但要等到出现职位空缺。这些官员居住在成都，或在省政府的各个部 门担任一些次要职务。大量的退休官员，包括文职和军事官员都居住在成都， 以便他们的儿子和孙子可以参与政治生活，继续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获得最 佳利益。所有的地方官、省长和县长在全省各地区任职之前，都必须到成都等 待他们的上级。因此，许多官员在城市里来来往往，整个地方充满了政治氛围 和仕途活动。”1他总结说，成都是一个对整个四川省都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的城市，传教士们应该去结交并影响那些生活在成都的治理者们，这会在总体 上有利于整个华西地区的传教事业。2
在传教士的描述中，成都亦是四川省、乃至整个华西地区的教育和文化中心。斐焕章称：“新的省级学院，军校和相关学校在成都建立，并招收了大量的学生。任何具备普通学习能力并希望在学业上取得进步的学生，都不会选择到成都以外的城市求学。”3 张天爵将成都的教育与西方教育相比较，指出“也许成都的教育工作并不总是一流的，但这是本省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成都的优秀教育资源也吸引着本省数以千计的年轻人来此地求学。”4 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
1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pp. 244–245.
2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p.245.
3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p.245.
4 Newton Ernest Bowles, “Chengtu”, p.169.
No. 22 June 2024 -380-
都一直是科举考试的中心，每三年就有成千上万的考试人员来到成都参加科举考试。每当此时，成都街头的书店也都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传教士们提到成都有一条“书店街”，店里陈列着丰富的书籍资料供学生选择，斐焕章称：“在中国上海以西的任何城市中，成都可能拥有最多数量的书店和最多种类的书籍。”1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川的传教士不仅在他们的著述中指出成都在历史上一 直都是西南地区的教育中心，同时亦在实际行动中通过兴办学校、编写教材、 培养师资等方式推进西式教育，为成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 卓越的贡献。2 华西协和大学（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是在川传教士推行 西式教育、培养专科人才最为显著的例子。3 加拿大差会在川的护士学校培养 了大量的护理人员，其毕业生大部分都受聘于加拿大差会的医院和诊所，也有 一部分受聘于省内外其它差会的医院及政府的公立医院，成为中国特别是四川 地区的中坚医疗护理力量。4 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现代医疗、护理等专科教育， 以及他们针对不同对象兴办的特殊学校（如女子学校和残障人士教育中心等） 进一步丰富了成都的教育资源，增加了成为作为西南地区教育中心的吸引力。 传教士们也记录了成都教育的现代化、多样化的蓬勃发展：“在成都，各种类型 的学校比比皆是。在过去，保守的人们希望他的孩子学习古人的知识，我们便 总能看到老校长一边赶着羊群，一边让孩子们跟着他背诵圣贤的书籍。但如今，这些‘学校’已经被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取代。从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到所谓的
1 Joshua Vale,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p.245.
2 关于该时期传教士在四川兴办教育事业的概况，可参见徐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上）， 第二章
“四川近代的教会教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年。
3 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由来川英、美、加三国的差会以及圣公会联合创办华西协和大学发展而来，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也是我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4 苏德华、张贵芳：《清末民国时期加拿大差会在四川的医疗事业》，载《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
第 232 页。
省级大学，包括小学、中学、普通学校、文法学校、语言学校、牙科学校、护士学校，我们都可以在成都找到。”1
结语
的文本源头，还对鲁迅等近代关注国家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3与明恩溥在著述中刻画的中国贫穷、落后的黑暗形象不同的是，来到四川的传教士在书写成都城市时，所采用的词汇基本都是正面的，所勾勒的画面基本都是积极的、明亮的。在来川传教士的著述中，成都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优越、人口稠密的中心城市，还是一个可以比肩西方现代城市的商业中心。传教士们在描述成都时多使用“富有”、“优秀”甚至“完美”等词汇，在他们看来，成都不仅
1 Newton Ernest Bowles, “Chengtu”, p.168.
2 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的来华传教士，于 1872 年来华，主要在中国的山东和天津等地传教。明恩溥的传教地域多为农村地区，因此与中国农村底层人民有许多接触。明恩溥在华传教期间，根据自己的传教经历和感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专著，以《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为代表。目前研究普遍认为明恩溥的中国观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识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并认为明恩溥对中国人的书写和刻画是负面的、有偏见的。可参见刘天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载《文史哲》，1996 年第 1 期:，第 83–
89 页。
3 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于 1896 年被译为日文。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此书，并深受触动。鲁迅认为该书值得被译为中文，让中国人阅读。他称明恩溥的书写虽然“错误多”，但认真对待外来文明的批评，可以让中华民族正视自己的弱点，同时这种开放、无畏的态度才能实现民族自身的反省和进步。参见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26 页。
地理位置优越，人口数量庞大，并且城市商贸繁荣，城市管理有序，政治和教育资源十分丰富。
来川传教士对成都城市的美好勾画和盛赞，有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 一是成都当时的城市面貌确实出乎传教士的意料之外，第二可能是出于促进传 教士所属母国教会内部宣传的需要。一方面，与上海、广州等当时已经时常出 现在西方媒体报道和文字作品中的知名沿海大城市不同的是，当时的英语世界 对四川这一西南内陆地区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认识。第一次进入成都的传教士 并未预料到在一个中国其他内陆地区均较为贫困、破败的时期，在西南边陲竟 然有规模如此之大、商贸如此活跃的一个城市。另一方面，大多来川传教士书 写的初衷，是按照母国教会的要求，为将要来川的青年传教士提供来川生活之 信息资料，帮助他们提前了解四川地区的基本情况。例如吴哲夫书写的《四川 之心》就是当时加拿大教会用来培训青年传教士的教材。对那些从未进入过中 国内陆地区的传教士来说，一个富饶的、管理有序的、甚至可以与西方现代城 市比拟的中心城市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青年传教士对来华事业发展 中各种后勤问题的担忧。这对扩大来华传教队伍，提高教会内部对西南地区的 传教事业的参与度有积极的作用。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来川传教士在著述中构 建起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成都城市形象，正如加拿大教会派出的第一个考察四川 地区的传教士邦德总结的那样，成都在传教士的笔下，是一个“完美的（perfect）省会城市”。1 他们所书写和传播的成都城市形象，亦是代英语世界中最早的成 都海外形象。对历史上传教士所构建的成都形象的梳理，对传教士书写特征与 技巧的分析，以及对传教士著述传播效用的考察，都对当下成都城市形象的海 外传播事业有着积极的参考意义。
1 George John Bond,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 p. 49.
参考文献
Bond, George J. Our Share in China and What we Are Doing with It, Toronto: The Missiona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The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09.
Bowles, Newton E. “Chengtu”, in Our West China mission, Toronto: The Missionar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The Young People’s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20, pp.168–176.
Wallace, Edward W. The Heart of Szechwan, Toronto: The Methodist Mission Rooms Young People Forward Movement Department, 1905.
Vale, Joshua. “The Importance of Chentu as a Mission Center”,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9), pp. 243–246.
Vale, Joshua. “Szchuan Police Force”,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4(4), pp.82–86.
Vale, Joshua. “Szchuan Police Force (continued)”,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4(5), pp.106–111.
Vale, Joshua. “The Small Trader of Szchuan”, in 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 1906(9), pp. 255–262.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西地区文字施工研究》，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3 年。
陈建明：《民国时期华西基督教联合机构的本色化》，《宗教学研究》， 2013
年第 4 期，第 197–206 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 6 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626 页。刘天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的中国观》，载《文史哲》，1996 年第 1 期，第
83–89 页。
苏德华、张贵芳：《清末民国时期加拿大差会在四川的医疗事业》，载《宗教学研究》2015 年第 2 期，第 232 页。
徐文涛主编：《四川教育史》（上）， 第二章“四川近代的教会教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7。
Dongmei TANG https://orcid.org/0009-0003-7796-4959
Hongyu LIU https://orcid.org/0009-0000-4426-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