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丞欣 https://orcid.org/0009-0006-1487-7905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摘要：《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是在早期基督徒中间流传甚广的典外叙事文本，对后世宗教文学有深远影响。本文尝试在互文性和社会现实建构的双重理论视角下分析《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的文本和思想世界，指出此乃以罗马帝国时期下层贫苦农民普遍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以《创世纪》2–3 章故事为蓝本重新构建的全新叙事。下层民众生活中的物质匮乏、繁重劳动带来的痛苦、对生存和社会身份低下的焦虑，以及对受压迫处境的愤懑都被投射到亚当和夏娃的“地上生活”和他们与撒旦势力之间的敌对关系中。叙事通过对“失乐园”事件的重新构建为困苦的农耕生活提供了解释，以神对人的宽赦、关于终末复活的应许构建起以“回归乐园”为核心的宗教期盼，以一幅相对乐观的世界图景力巩固读者的信仰身份。
DOI：http://dx.doi.org/10.29635/JRCC.202406_(22).0002
《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为行文方便简称《希腊文生平》）是罗马帝国时代以《创世纪》2–4 章中关于亚当、夏娃及其初代子女故事为基础加以扩充、改写而成的典外（extra-Canonical）叙事文本，它在基督徒中间广泛流传，衍生出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拉丁文、斯拉夫文、科普特文等多种语言版本，形成独特的叙事传统。其中拉丁版本在东
方衍生出阿拉伯语版本而影响了《古兰经》，在中世纪西欧则衍生出古爱尔兰 语、古法语、中古高地德语和中古英语等版本。它和其他很多“典外文献”一样，虽然以圣经故事为基础、以著名圣经人物为主角，却从未被主流的拉比犹太教 和正统基督教会公开肯定和接纳，但它对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宗教 视觉艺术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如被认为启发了弥尔顿（John Milton）享誉世界 的《失乐园》。1《希腊文生平》在 19 世纪下半叶被发现，但学者对它的研究
在 20 世纪中后期才开始产生有代表性的成果，值得中国宗教研究学界跟进和关注。在既有研究成果之基础上，本文旨在通过对《希腊文生平》的叙事分析，探究其叙事建构所呈现的社会生活处境，进而揭示此宗教文本所承载的社会功能。 为此， 我们尝试结合两种文本诠释的理论视角： 其一是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文学批判视角，其二是社会现实建构（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的社会学理论视角。
基于“文本互文性”的理论启发，笔者在此尝试打破把历史时空中的社会处境视为文本“背后”之物的惯常思维，将社会处境视为宗教文本始终浸润其中的意义网络（matrix of meaning），这是以茱莉亚·克丽丝蒂娃（Julia Kristeva）为代表的互文性理论的进一步延伸。2 在此理论视角下，文本作者或编辑者采挖特定时空意义网络中的符号（symbol）资源生成新文本，文本一经产生便始终
1 Gary Anderson, ‘The Exaltation of Adam and the Fall of Satan’ in Literature on Adam and Eve: Collected Essays, ed. by Gary Anderson, Michael Stone, Johannes Tromp, Leiden: Brill, 2000, pp. 83–110.
2 R. B. Hays, ‘Foreword’ in Reading the Bible Intertextually, ed. by Richard B. Hays, Stefan Alkier and Leroy A. Huizenga, Waco: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i–xv. 在文化或符号学的视角下，文本不再仅仅指用文字符号系统书写下来的东西，而包括一切能够以感官经验接收的文化表达，所有这些表达的本质都是符码海洋的一部分。例如特定的色彩搭配形式、某人的一个姿势动作就是一个“文本”，指向特定的文化符码
（Cultural Semiotics），因而几乎所有人们的日常交流都是在创造、识读“文本”，文字书写和图画指示都指示其中一种方式或符码表达的一个面相而已。“文化符码”概念的理解，见：George Aichele, ‘Canon as Intertext: Restraint or Liberation?’ in Reading the Bible Intertextually, ed. by Richard B. Hays, Stefan Alkier and Leroy A. Huizenga, Waco: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39–156.
与网络中的关键元素存在双向的互动关系：处境促使文本形成，但文本也反过来也通过使用者的传抄、宣讲和反复诠释对所身处的社会意义网络产生影响。质言之，社会处境的既有条件促使文本产生，而文本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巩固或改变社会条件，两者在历史中处于动态的辩证关系。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本是在怎样的意义网络中形成的？文本和处境之间的 互动又是如何进行的？李维逊（John R. Levison）和特龙普（Johannes Tromp） 针对《希腊文生平》性质的意见具有启发性。他们认为：《希腊文生平》并非 一部精雕细琢的原创作品，而是对既有民间叙事片段的汇编，反映了一种被犹 太人和基督徒所共享的通俗故事讲述传统（storytelling traditions），它所针对 的是一系列日常生活问题。1 这就指向一种对文本进行“日常生活社会学”分析的 可能性。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和多玛·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为 代表的社会现实建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去澄清文本与意义网络核心元素的互动。在这理论视角下，文本书写是社会表达的其中一种形式，是人利用符号系统将 其生活体验“外化”（externalization）的过程，生活体验和思想藉此获得物质形 态而成为能够被他人把握的视觉或听觉现象，进入社会意义网络的动态关系中。某些文本藉着被某一特定群体成员所普遍接纳、反复使用而取得特殊地位，它 所营造的思想世界被“客观化”（objectivation）为群体成员理解自我、他者和外 部社会世界的认知框架。最后，这个带有客观现实性的框架反过来塑造群体的 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被“内化”（internalization）为群体成员对自 身与他者、自身与世界之关系的标准。至此，特定群体以这类重要文本之“外化
—客观化—内化”三部曲的反复进行而建构起一个圆融的社会现实（reality）。
1 John R. Levison, ‘The Primacy of Pain and Disease i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und die Kunde de älteren Kirche, 94(1) 2003, pp. 1–16.
在这两个理论视角下，本文尝试论证，罗马帝国贫苦农民的日常生活处境 是《亚当与夏娃生平》由之产生并发挥影响的关键意义网络，贫穷、劳苦、压 迫等生存体验是其中的重要元素，并反映着这群人的焦虑、恐惧、生存意志和 生活希望。为此，本文将首先考察《希腊文生平》文本问题，说明其 I 型文本 最接近这个叙事传统产生时的社会生活处境，是文本分析的基础；同时简要梳 理过往学者在研究《希腊文生平》中的主要视域、成果和有待澄清之处。然后，本文将在对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实况的把握基础上，分析文本中的叙事如何反映 贫苦农民的生活处境，探讨此文本可能实现的社会功能。
“亚当与夏娃生平”叙事传统在古代和中世纪对东、西方基督教会均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作为这个传统源头的《希腊文生平》直到 19 世纪下半叶才为人所知。替申多夫（C. von Tischendorf）依据自己搜寻到的古抄本在 1866 年第一次编辑了《希腊文生平》，他根据开篇内容为其取了一个并不恰当的名字：摩西启示录（Apocalypse of Moses）。2 其后撤利亚里（A. M. Ceriani）、富克
1 Peter L.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6, 1967, pp. 3, 20–21, 26, 37–40, 52, 58–61. 以及Peter L. Berger, The Social Reality of Religi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1973, pp 13–60。值得注意的是，新约研究学 者戴歌德（Gerd Theißen）所采纳的被称为“社会修辞批判”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与社会建构理论中的“内化”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前者的“修辞”意谓文本说服读者接纳某种行为方式、组织原则和权力关系的过程和 方式。因此两者都关注文本如何塑造特定群体的行为方式和内部结构，戴歌德尤其关注其中的权力结构，参：Gerd Theißen, Gospel Writing and Church Politics: A Socio-rhetoric Approach, Hong Kong: Chung Chi Colleg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2 替申多夫所使用的 11 世纪米兰羊皮抄本Ambrosiana gr. C237 开篇为“此乃关于亚当的生平叙述，由神启
斯（C. Fuchs）和威尔斯（L. S. A. Wells）等人发现了更多古抄本。1 沙普尔（J.
L. Sharpe）在二战后利用这些古抄本重新校勘《希腊文生平》，2 纳格尔（M. Nagel）在此基础上于 1972 年得出具有典范意义的成果。他对比分析了现存希 腊文古抄本，将之划分为四个文本类型，分别被称为I 型文本、IA 型文本、II 型 文本和 III 型文本。纳格尔认为I 型文本最接近原初文本（the original text），这 种文本类型划分方案被后来的学者广泛接受。3 安德森（Gary A. Anderson）和 斯通（Michael E. Stone）将纳格尔的成果应用在将《希腊文生平》与其它语种 版本之间的对比研究上；4 其后约翰·特龙普和德·荣格（Marinus de Jonge）进一 步推广纳格尔的成果，并探讨了各种文本类型可能存在的思想倾向及相互关系。
5 李维逊（John R. Levison）将四种文本类型的代表性抄本并列对比，揭示其多种文本类型之间不可通约的多样性。6最后，特龙普于 2005 年推出《希腊文生
示自己的仆人摩西，由天使长米迦勒所教导，愿主受赞颂”（Διή γήσις και πολιτει α Ἀ δα μ α ποκαλυφθει σα παρα θεου Μωσῇ τω θερα ποντι αυ του , διδαχθει σα παρα του α ρχαγγε λου Μιχαή λ. Κυ ριε, ευ λο γήσον），下文 依据当今学者的惯例，将此抄本简称为“D 抄本”。
1 John R. Levison, Texts in Transitio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0, pp. 4–5。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撤利亚里整理出版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米兰 D 抄本，这是本研究分析《希腊文生平》时所采纳的主要底本。
2 J. L. Shape, Prolegomena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tical Text of the Greek Apocalypse of Moses, 2 Vols., Ph.D. thesis, Duke University, 1969. 沙普尔的研究成果成为 M·D·约翰逊（M. D. Johnson）的《希腊文生平》英译本的底本，收录在詹姆斯·查里斯沃斯（James H. Charlesworth）的《旧约伪经》第二卷，见：James
H. Charlesworth, ed.,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2nd Vol.,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Marketing, 1983, 2015, pp 249–295。M·D·约翰逊的英译本也是王贤敏制作《希腊文生平》中译本时的底本，和《拉丁文生平》对照排版，收录于黄根春教授主编的《基督教典外文献·旧约篇（第三册）》，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3 年版，178–229 页。
3 M. Nagel, La vie d’Adam et d’Eve (Apocalypse de Moise), 3 Vols., Ph.D. thesis, Strasbourg University, 1972.
4 Gary A. Anderson & Michael E. Stone, eds., A 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Adam and Eve,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4.
5 Marinus de Jonge & 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heffield: Sheffied Academic Press, 1997.
6 John R. Levison, Texts in Transitio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0.
平》的第一个完整校勘本，纠正了纳格尔在摹写 D 抄本时犯下的一些错误。1
有三个原因使笔者选择以 I 型文本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首先，I 型文本相对于其它文本类型呈现出更原始、更粗糙的文学面貌。例如 II 型文本在“夏娃复述犯罪被逐”（15–30 章）叙事单元中删去了不少关键内容，更单独添加了 29 章 7–13 节的独特内容。III 型文本则倾向于添加各种修饰性内容，又系统性地删除关于“病”（νόσος）“痛”（πόνος）的内容。相比后三种文本类型，I 型文本显得较为原始、平白，且存在不少语法和拼写错误。诸如将读音相近的“υ”写成“ι”，将“η”写成“ει”，将“ω”写成“ο”，常混淆“ἡμῶν”（我们）和“ὑμῶν”（你们）等情况显示，I 型文本一方面和口头传述（oral tradition）仍有一定关系，因为上述这类错误基本不影响朗诵和聆听；另一方面它仍处于文本发展的初级阶段，象是一个有待完善的初级产品。2最后，对比四种文本类型在“夏娃的形象”这个主题上的特征，I 型文本中的夏娃形象显得较为复杂且不连贯，显示它只是简单地把不同倾向的材料搜集并置在一起，并不具有固定的编撰倾向。但其他文本类型则各有明显倾向：IA 型文本为夏娃推卸责任；3 II 型文本反过来删削了令夏娃值
1 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Greek: A Critical Edition, Pseudepigrapha Veteris Testamenti Graece, 6th Vol., Leiden: Brill, 2005.
2 另一个现象更能够证明 I 型文本和其它文本类型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即相互之间差异明显的 IA、II 和 III 型文本在一些地方以相同方式修改了I 型文本的读法。如 9 章 1 节句末I 型文本读作“ε ν μεγα λῇ α να γκή ει μι ”（我肉身甚是苦痛），其它文本则统一读作“ε ν μεγα λῇ λυ πῇ ει μι ”（我心极为忧伤）；又如 29 章 4 节后半句“κε λευσον δωθή ναι τω Ἀ δα μ”（求您赐予亚当吧），其它文本类型统一在句末添加“θυμια ματα ευ ωδι ας ε κ του παραδει σου”，整句读作“求您将乐园中的香料赐予亚当吧”，显得更具体和清晰。类似的例子在整个《希腊文生平》文本中俯拾皆是，大部分涉及单个词、甚至单个字母的统一修正，纳格尔和特龙普都指出在I 型文本之外似乎出现两个文本传统，他们称之为β 和γ，而IA、II 和III 型文本都是它们的分支。详参：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Greek: A Critical Edition, Pseudepigrapha Veteris Testamenti Graece, Vol. 6, Leiden: Brill, 2005, pp 9–11, 103–106.
3 如 16 章 3 节的编修显示夏娃只是魔鬼谋划的一个工具而已。《希腊文生平》16 章 3 节在I 型文本中全句为“δια τι ε σθι εις ε κ τω ν ζιζανι ων του Ἀ δα μ και ου χι ε κ του παραδει σου; Ἀ να στα και ποιή σoμεν αυ το ν ε κβλήθειναι ε κ του παραδει σου ω ς και ή μει ς ε ξεβλή θειμεν δι’ αυ του .”其中，IA 型文本依照 Ia 文本将
得同情的内容，贬低夏娃角色之重要性；III 型文本中的夏娃几乎成了一个轻信、无能而又情绪化的女人，例如在 7 章 2–3 节中通过简单添加阴性分词而暗示夏
娃无意中成了亚当的“仇敌”（ὁ ἐχθρὸς），1 14 章 3 节又增添一段夏娃的自责，
强调其在堕落事上的责任，在 31 章 1 节后半句更夸大夏娃的情绪表现。2
综上，I 型文本在叙事安排、行文风格和思想倾向上均与其它三种文本类型存在不可通约的差异，与口头传述的密切关系、行文的粗拙以及缺乏特定思想倾向三个方面都显示它在整个“亚当与夏娃生平”叙事传统之文本化
（textualization）过程中处于较为初级的阶段，理应较多地保留了叙事传统诞生时的原初社会处境元素。由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而选择这种文本类型作为底本是较为稳妥的。本研究所参考 I 型文本主要以李维逊《文本流变：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为基础。3
“ε κβλήθειναι”写作“ε κβλήθή ναι”，其关键编修是在“ποιή σoμεν αυ το ν ε κβλήθή ναι”后加上“δια τής γυναικος αυτου”，使“使他（亚当）被驱逐出去”变成“使他（亚当）藉着他的妻子（夏娃）而被驱逐出去”。
1 《希腊文生平》7 章 2 节后半句和 3 节在 I 型文本为“……και ε δωκεν αυ τῇ ο ε χθρο ς και ε φαγεν α πο του ξυ λου, ε γνωκω ς ο τι ου κ ειμι εγγιστα αυ τή ς ου τε οι α γιοι α γγελοι, Ἔ πειτα ε δοκεν κα μοι φαγει ν”，其中最后 一个第三人称单数的“ε δοκεν”（给予）的主语在这里很可能仍然是前文的“ο ε χθρο ς”（仇敌），即魔鬼分别将禁果给了夏娃和亚当。但是 III 型文本在第 3 节的“Ἔ πειτα”之后添加了阴性分词“ελθουσα”（她过来），这个添加使叙事变成魔鬼将禁果夏娃，夏娃又将其给了亚当，夏娃成了仇敌魔鬼的同伙，甚至也成了亚当的仇敌。
2 III 型文本在 14 章 3 节中将亚当的简短讲话换成了夏娃的自责“απεκριθή αυτω ή Ἔυα ειπεν· οιμμοι κυριε μου οτι ήπατήθήν πιστευσασα τοις δολιοις ρήμασι του οφεως……”，III 型文本强调和突出夏娃在整个叙事中的负面角色，尤其是犯罪上的责任。I 型文本在 31 章 1 节为“Ταυ τα δε ει που σα ε ν με σω τω ν υι ω ν αυ τή ς, κοιμωμε νου του Ἀ δα μ ε ν τῇ νο σω αυ του , α λλήν δε ήσχεν μι αν ή με ραν ε ξελθει ν ε κ του σω ματος αυ του ”是十 分平白的叙事，但III 型文本在“……ε ν τῇ νο σω αυ του ”后的内容替换为“παλιν εκλαυσεν ομοιως δε και οι υιοι αυτής μετ’ αυτής και μετα το ήσήχασαι αυτους διήπνήσθή ο αδαμ”，突出了夏娃一直哭哭喊喊的情绪化表现。
3 John R. Levison, Texts in Transitio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0), pp. 49–119. 同时参考特龙普在其《希腊文亚当与夏娃生平校勘版》对纳格尔的复写错误所进行的
如上文所述，《希腊文生平》自被发现、出版以来，其研究起步较晚。1但学者在文本的诠释问题和思想世界上也有一些不可忽视的成果。
《希腊文生平》的意识形态定位（ideological provenance）并不容易确立：它的作者或编撰者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呢？尽管流传下来的希腊文抄本都 是基督徒所制作和保管的，但《希腊文生平》却缺乏基督徒文献所应具有的内 容特征。2 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希腊文生平》源于犹太人群体，后来被基 督徒取用。3 但荣格和特龙普倾向于认为《希腊文生平》一开始就是由基督徒 编撰的，其目的是论述“亚当—基督”预表（Adam as the type of Christ）。4 然 而，他们所提供的都是间接证据，且从未直接解释为何文本内容缺乏基督教思
修正：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Greek: A Critical Edition, Pseudepigrapha Veteris Testamenti Graece, 6th Vol., Leiden: Brill, 2005, pp. 19, 24.
1 Wanda Zemler-Cizewski, ’The Apocryphal Life of Adam and Eve: Recent Scholarly Work’ in Anglican Theological Review, 86(4) 2004, pp. 671–677.
2 《希腊文生平》没有提及耶稣及其十字架， 没有关于“拯救”的内容， 没有关于“信”（πι στις）、“爱”
（α γα πή）等典型的基督教伦理概念，也没有如使徒保罗那样把耶稣和亚当联系起来，更没有把人类失去乐园的故事放在以耶稣为核心的上帝救恩计划中来理解。
3 M. D. Johnson, ‘Life of Adam and Eve: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2nd Vol., ed. by James H. Charlesworth,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Marketing, 1983, 2015, p. 252.
4 德·荣格和特龙普指出：《希腊文生平》37 章 3 节载亚当的尸体在雅该鲁斯湖（τή ν Ἀ γερουσι αν λι μνήν）被洗了三次，这个实际在希腊中部的湖只在基督徒典外文献中被提及，不见于犹太人的文献，如《彼得启示录》（Apocalypse of Peter）14 章，和《西贝拉预言书》（Oracula Sibyllina）2 章 330–339 节处，和
《保罗启示录》（Apocalypse of Paul）22 章（内容和悔罪有关），另有《使徒巴多罗买所作耶稣基督复活记》（Book of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by Bartholomew the Apostle）21 章 6 节等。见：Marinus de Jonge & 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heffield: Sheffied Academic Press, 1997, pp. 67–75。其后，荣格提出《希腊文生平》对《创世纪》3 章的改写体现了一种和基督徒教父相似的解读方式，见：Marinus de Jonge, ‘The Christian Origin of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Literature on Adam and Eve: Collected Essays, ed. by Gary Anderson, Michael Stone, Johannes Tromp, Leiden: Brill, 2000, pp. 347–363。
想元素。因此笔者认为第一个观点较为稳妥。
关于编撰时间，约翰逊认为《希腊文生平》由于缺乏基督教色彩，现存最早形式的文本当在公元 4 世纪之前，但其内容则可能早在 1 世纪就在流传。1 斯威特（ Anne M. Sweet） 则强调《希腊文生平》与诺斯替世界观（ Gnostic worldview）的对立，认为它属于 2 世纪基督徒反诺斯替运动。2 最后，荣格和特龙普鉴于《希腊文生平》在其它文献中留下的痕迹，认为公元 2–4 世纪是比较可能的时间。3 综合以上意见而采取最保守的估计，本文认为它的形成涵盖了公元 3 世纪下半叶这段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
另一方面，由于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其它文献均未提及此书，其作者或编者 可能处于主流群体的边缘。这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决定《希腊文生平》之产 生和发挥功能的互文意义网络并非主流和系统的拉比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体系，而是一种更具有普遍性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更简单直接的信仰期盼。学者们逐渐 意识到，探索其社会定位（social provenance）似乎是更有意义的研究方向， 这包括社会意识和物质生活两个维度。
身体和性别是社会意识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希腊文生平》中关于身体
（σῶμα）的重要意象和夏娃形象的突出地位吸引学者尝试以身体和性别视角诠释其叙事。纽菲尔德（Dietmar Neufeld）围绕“裸体”（γυμνός）主题，认为人的身体作为社会权力表达和行使的场域，其状态和衣着的转变标志着社会身份
1 M. D. Johnson, ‘Life of Adam and Eve: A New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in The Old Testament Pseudepigrapha, 2nd Vol., ed. by James H. Charlesworth, Peabod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Marketing, 1983, 2015, p. 252.
2 Anne M. Sweet, A Religio-Historical Study of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Notre Dame, 1992)
3 Marinus de Jonge & Johannes Tromp, The Life of Adam and Eve and Related Literature, Sheffield: Sheffied Academic Press, 1997, pp. 75–77.
的转变，带来荣耀或羞耻。亚当和夏娃经历了一个下降的、带来羞耻的身份转换过程，男权社会中的男性对此更加敏感，这是《希腊文生平》中只有亚当痛陈“裸体”等同失去“荣耀”（δόξα）和“公义”（δικαιοσύνη）的社会含义。1 阿贝尔（Vita D. Arbel）借鉴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关于叙事文学的“多元声音”
（heteroglossia）概念，指出“亚当与夏娃生平”叙事传统实际上纳入了多种意见和视角，如分别从两种性别视角呈现失乐园事件，女性在此拥有充分的表达空间。2 纽菲尔德和阿贝尔的研究实际上是以更广阔的古代社会意识为大背景，充分采用新的文学分析工具去透视文本背后的思想世界。然而他们重视方法论创新的同时忽略了不同文本类型之间的差异。在社会定位问题的物质生活维度上，李维逊首次探讨贯穿《希腊文生平》全文的关于“病”（νόσος）和“痛”
（πόνος）的描述及其意义。他指出病痛主题在推进叙事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他又广引希坡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的医学论述，指出时人 对病痛现象的通俗看法，揭示了《希腊文生平》中的病痛主题如何可能引发读 者的广泛共鸣。3
然而，李维逊揭示了《希腊文生平》背后重要的社会生活处境同时，和纽菲尔德和阿贝尔一样都并未触及其社会功能问题。德国学者马丁· 迈瑟尔
（Martin Meiser）在考察关于罪、悔改和恩宠的神学主题时提示了《希腊文生平》旨在为人的“无望处境”（die hoffnungslose Situation）提供在世希望（das menschliche Sehnen）。4 若我们把这一洞见放在罗马帝国具体的社会处境中，
1 Dietmar Neufeld, ‘Boby, Clothing and Identity--Clay Cunningly Compunded’ in ‘And so they went out’: The Lives of Adam and Eve as Cultural Transformative Story, ed. by Daphna Arbel, J.R.C. Cousland, Dietmar Neufeld, London & New York: T&T Clark, 2010, pp. 47–66.
2 Vita Daphna Arbel, Forming Femininity in Antiquity: Eve, Gender, and Ideologies i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12.
3 John R. Levison, ‘The Primacy of Pain and Disease in the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neutestamentliche Wissenschaft und die Kunde de älteren Kirche, 94(1) 2003, pp. 1–16.
4 Martin Meiser, ‘Su nde, Busse und Gnade in dem Leben Adams und Evas’ in Literature on Adam and Eve:
则可发现《希腊文生平》所指向的困苦生活似乎并非是抽象的“罪”的伦理郁结，而可能是物质匮乏和权力压迫所带来的痛苦经验。由此，《希腊文生平》起初 并非要为信徒提供神学思辨的材料，而是要回答这样一个最实际的问题：“如此 艰困的生活有何意义、又如何继续下去？”
探究《希腊文生平》思想内容和写作意向在微观层面最直接的方法是采纳 编修分析法（redaction criticism）的一般原则，即把《希腊文生平》与原版创 世纪叙事比较，推断编者或作者的思想倾向。在宏观层面的分析则需借助叙事 学分析（narrative criticism），揭示文本所创造的意义世界，从而揭示背后的生 活经验。但在文本分析之前，首先要厘清文本生成和发挥作用的互文意义网络，即罗马帝国社会经济的大背景和贫民生活境遇之小处境。
芬利（Moses I. Finley）在 1970 年代对罗马社会经济总体图景的经典理论概括虽屡经批判和修正，却仍是我们的可靠出发点。他指出：罗马帝国社会和古典时代的希腊社会一样与近现代工商业社会有着不可逾越的本质区别，首先它们仍是典型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以农业为最主要生产部门，绝大多数人口乃农业人口；1 其次，除了罗马、亚历山大里亚等几个大型都市外，城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大部分城市为“消费型城市”，从周围乡村地区汲取资源，不能
Collected Essays, ed. by Gary Anderson, Michael Stone, Johannes Tromp, Leiden: Brill, 2000, pp. 297–313.
1 活跃于公元前 2 世纪著名政治家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在其总结土地经营心得的《农业志》开篇论述颇有代表性“他们称赞好人时都这样说：‘好农人’（bonum agricolam）和‘好庄稼人’（bonumque colonum）……最坚强的人和最骁勇的战士都出自农人（ex agricolis et viri fortissimi et milites strenuissimi gignuntur），农民的财富最清廉、最稳妥、最不为人疾视，从事这项职业的人绝不心怀恶念。”见：M. P.加图著，马雪香、王国森译，《农业志》（De Agricultura），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2 页。
拉动经济发展；环地中海也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全国和大区域性商品、不动产和劳动力市场，1换言之，罗马帝国的经济是一种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和增长潜力的基本生活维持经济（the subsistence economy），与以满足和扩大物质生产需要和资本增值为核心的工商业社会有本质差别。2
芬利模式时至今天仍被分析罗马帝国时期贫民生活和贫困问题的学者视为重要的研究基础。3 因为这个模式也将从城邦国家到世界帝国、从共和制到元首制的历时发展纳入其理论框架。尤其是芬利对古代奴隶制衰落的解释着眼于
1 关于区域性贸易的诸多限制和实际规模，参：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p. 126–137；关于罗马社会的不动产交易性质和规模的概述，参上述著作 112–113 和 119–121 页；关于古代劳动力的种类和相互关系，参上述著作的 73–81 页。芬利在书中以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和其政治朋友之间的一次土地买卖为例说明了近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性在此完全缺席，而且在真金白银的买卖之外，偶发性和经过政治谋划的捐赠和礼物交换是土地贵族进行不动产流转的重要方式。
2 总体论述参考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的第一、二章，莫里斯（Ian Morris）所撰写的前言精要地概括了芬利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来源。国内学界对芬利模式最近期的评论来自黄洋和王三三，他们都分别在 2013 年撰文论述芬利模式的意涵，后世学者对其的批判、修正和坚持，见：王三三，《芬利的古代社会经济模式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2013 年第 1 期；黄洋，《摩西·芬利与古代经济史研究》，《世界历史》2013 年第五期。王三三着重指出“后芬利时代”中学者对芬利模式的批判、挑战和修正，罗马社会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再次被重视起来，而黄洋则公正地指出个别案例的分析和批判并未能从根本上推翻芬利模式。总言之，芬利模式是我们在理解希腊罗马社会经济图景时不能绕过的“灯塔”。晏绍祥在其学术史扒梳中除了论述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声音外，特别指出芬利模式在欧陆学界并不如在英美学界那样被广泛接纳，欧陆学界试图超越“原始派”和“现代派”的争论，以计量方法和地区性研究扎实研究基础，同时也把研究范围扩展到芬利所排除的埃及和西亚地区，见晏绍祥，《古典历史研究史（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6–20, 192–196, 276–280 页。更精简的评论另见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 193–199 页。
3 在此我们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Peter D. A. Garnsey & R. P. Saller,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43；Gildas Hamel, Poverty and Charity in Roman Palestine, First Three Centuries 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 97；Robin Osborne, ‘Roman Poverty in Context’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20；Helen Rhee, Loving the Poor, Saving the Rich: Wealth, Poverty and Early Christian Form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2, pp. 2, 5.
帝国后期政治混乱、财政和国防崩溃所带来的社会结构转变：一方面，自由农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存处境在不断增加的剥削压力下持续恶化，陷入具有奴役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并逐渐取代奴隶，成为不断膨胀的大地产佃农
（tenant）；另一方面，城市的贫困化也随着手工业衰落和城镇人口减少而加剧。1
3 因此在古人眼中，贫困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道德问题和宗
1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p. 85–93.
2 我们在研究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时，应该时刻将彼得·布朗的一段话放在心中：“我们正在研究的社会中，绝大部分有教养的人要处理生活上的事务，并不总是转向哲学，更非科学（或学术），而是诉诸其传统宗教为他们留下的可资利用的多种途径。”如果“有教养的人”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就更是这样了，参：Peter Brown,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17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1, p. 49，彼得·布朗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现代世俗化社会被单独划分出来宗教生活元素是如何分别镶嵌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为此，我们可以再举老加图的《农业志》为例，他在这部专门论述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技术性著作中，竟也介绍如何以正确方式为祭神，以求五谷丰登，如书中 83 节、132 节和 138 至 141 节等，参：M. P. 加图，马雪香、王国森译，《农业志》（De Agricultura），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44、58、62– 64 页。法国学者约翰·尚德（John Scheid）在总结罗马宗教世界的特点时也强调“在（罗马人）每一个方面的公共生活中都存在宗教维度，反过来就每一个宗教行动都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见：John Scheid, An Introduction to Roman Religion, trans. by Janet Lloyd.,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2003, p. 20.
3 芬利有这样一段经典论述：“……古人实际上缺乏一种关于‘经济’概念，更莫说他们缺乏联系起来构成我们
所称为“经济”的诸种概念元素。当然他们也会耕种、交易、制造物品、开矿、收税、造币、投资和借出金
教问题。罗马人在面对今天被归入“经济”范畴的一系列灾难和困难时，大多无法诉诸专门的、宏观的经济知识，而只能在直接经验范围中寻求答案和解决方案，由此便转向命运、伦理操守、政治身份等级、神人关系等现成的意义网络寻求出路。一名犹太人或基督徒在面对恶性通货膨胀、徭役摊派加剧、陷入赤贫和疾病等生存问题时，很自然向传统的宗教世界观和《圣经》寻求“神学解释”，期待“启示”（apocalypsis）和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在整个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形成了以掌握社会绝大多数经济资源和财富的土地贵族为核心的食利阶层圈子，他们的男性成员以财富、政治权力、社会声望和军事荣誉作为价值观和行为导向。他们在公元 2 世纪罗马行省的法律和行政术语中被称为拥有特权的“贵人”（honestiores），与占帝国绝大多数人口的 “ 下人”（ humiliores ） 相对。1 这批人包括罗马元老（ patricii ）、骑士阶层
（equites）、地方贵族等，约有 35–50 万。2 如果我们接纳帝国初期人口总数
约 5000–6000 万人的公论，3那么他们只占人口总数 1%，甚至更少。这批精英
钱、在商业行为中牟利或血本无归，他们也在言谈和著作中涉及这一切。但他们正正不会将所有这些个别的活动在概念上整合成一个整体，即帕森斯理论中的‘一个分化出来的社会子系统’。”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 21。这一基本见解为魏文匝（Gloria Vivenza） 最近对“罗马经济思想”的考察所加强， 见：Gloria Vivenza, ‘Roman Economic Though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Roman Econom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25–44.
1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 87.
2 Walter Scheidel, ‘Stratification, Depriv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40–59.
3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 41. 在此芬利跟随尤里乌斯·贝洛赫（Karl Julius Beloch）1886 年《希腊罗马世界的人口》
（Die Bevölkerung der griechisch-römischen Welt）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据夏伊德的意见，从公元 1 世纪初到 2 世纪中后期，罗马帝国的人口从约 4500 万增长至 6000 或 7000 万，经历大瘟疫后，西部地区人口以下降趋势发展，东部人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见：Walter Scheidel, ‘Demograph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ed. by W. Scheidel, I. Morris, R. Saller, Cambridge: Cambridge
以司法机构、税收、直接土地占有、依附性的劳动关系和军事力量掌控着整个环地中海世界，不断汲取其自然资源和劳动产出，是“罗马不平等体系”（the Roman system of inequality）的枢纽。1在这种结构中，“贫民”就是那些为因偶发或结构性因素（剥削）而在生存在线挣扎，甚至一无所有的人。2
“贵人—下人”的二元化范畴当然并不充分对应复杂的社会实况。3 费里森
（Steven J. Friesen）和隆根纳克（Bruce W. Longenecker）分别进一步细化对罗 马社会层级的描述，细分为七个层级，并初步估算每个层级的人口比例：在占 人口总数 1.04%的“贵人”之下是占 1.7%的行省和地方权贵（municipal elites）， 以及 7%在生存线之上有着固定盈余、财产权稳固的人；以上四个等级的人共占 总人口约 10%。在小康公民以下的 90%构成三个等级的人口就是徘徊在生存在线 下的贫民。从所在生产部门看，他们包括小农、佃农（colonus）、城镇小店主、顾工、临时短工、流动商贩、农业奴隶、家政奴隶、公共奴隶；另有天生或因 故致残者、寡妇、孤儿、乞丐等失去劳动能力或没有机会和手段营生的人。贫 民人口庞大，其社会角色、职业和营生方式千差万别，但在以土地贵族利益为 核心的权力关系下，他们都处于被支配、剥削的一方。4
Univeristy Press, 2007, pp. 38–86.
1 Peter D. A. Garnsey & R. P. Saller, 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 125.
2 这符合时人对贫民的普遍印象和看法，如公元一世纪的学者多罗迪俄斯（Dorotheus of Sidon）在其《占 星五书》（Pentateuch）中形容贫民是“没有面饼充飢，没有衣服蔽体……无法找到每日的食粮”；二世纪的 阿尔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在其《释梦》（Onirocritica）二卷 9 节如此形容作为社会阶梯底层的贫民： “贫民（群体）犹如无价值的荒僻之地，粪土、垃圾及其他一切微不足道的东西都被丢弃在此。”转引自 Robert Knapp, Invisible Ro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7.
3 Peter D. A.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280.
4 Steven J. Friesen, ‘Poverty in Pauline Studies: Beyond the So-called New Consensus’ i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New Testament 26 (2004), pp. 323–361; ‘Injustice or God’s Will? Early Christian Explanations of Poverty’ in Wealth and Poverty in Early Church and Society, ed. by Susan R. Holma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摩利（Neville Morley）在其对罗马城贫困问题的研究中概括了贫民生活境遇的三个主要特征，这也是罗马帝国社会中大部分贫民的总体生活特征：抗风险能力低下，被社会排斥和边缘化，歧视和羞耻感。1 首先，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均缺乏保障，他们比社会金字塔顶端的 10%人群更容易陷入偶发贫困
（conjunctural poverty），更莫说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无法跳脱的结构性贫困和赤贫状态。2 另一方面，居住环境恶劣、营养不良和过重的劳动负担所造成的免疫力低下为他们带来了各种慢性疾病，在周期性的流行病和瘟疫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其次，贫民由于始终处在被支配和剥削的地位，也无政治权利可言。在共和时代的罗马，贫民在平民会议（Concilium plebis）中都属于“民众”（πολλοί/ plebs）的一员，可以通过选票或街头抗议、暴动、撤离等手段向贵族施压，但在帝国时代城邦政治衰败的处境下，贵族的政治参与空间尚且极大萎缩，更不用说贫民了。他们甚至被排挤在大多数主流的公共生活之外，包括公共祭仪、
2008, pp. 17–36; Bruce W. Longenecker, Remember the Poor: Paul, Poverty, and the Geco-Roman World,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10, p. 329。在这 90%人口中，费森和隆根纳克进一步分成三组：在生存线之上、仅 及生存线和生存线以下，这三组划分的依据是不同生产部门和不同职业，费森和隆根纳克假设他们收入 水平是不同的。但现实生活中，他们之间在物质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上有明显区别吗？笔者对此表示怀 疑。在乡村地区一个自由小农在丰年可能处于生存线之上，甚至小有盈余，但在荒年或遭遇战乱时，则 可能为自己和家人不致饿死而苦苦挣扎，或不幸被迫逃税而成为乞丐（πτωχο ς），甚至被绑架、卖为奴隶。在城市中的小店主同样可以瞬间陷入赤贫，或是因为公寓（insula）的房东收回铺位和住所或常见的火灾 而流落街头，甚至在某个夜晚遭遇暴力抢劫而死于非命。相反，他们中一些人也有可能通过加入军队而 取得职位和战利品，或因缘际会成为某位贵族的有价值的门客而得以极大地改善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境 遇，加入顶端的 10%人口，只是这种机会相比瘟疫和周期性饥荒是少之又少。因此，笔者不再进一步采 纳他们对 90%人口的三组划分。
1 Neville Morley, ‘The Poor in the City of Rom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39.
2 史蒂芬·M·博杜安（Steven M. Beaudoin），杜鹃译，《世界历史上的贫困》（Poverty in World History），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第 10–14 页。
宴会（cena）1 、各类公会组织（collegia）、法庭等。2 到大都市中寻找机会的外地贫民还要面对切断过去社会关系带来的孤立无援、文化疏离以及和被纯粹工具性的人际关系所包围等问题，患有麻风病导致形相丑陋的残疾人甚至被禁止进入城市和村镇这些人口和资源相对集中的地方。3
最后，在贵族精英所塑造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价值观倾向于以道德眼光审视贫困现象和贫民，将贫民与各种负面的道德标签相联系，认为他们的贫困是由于自己低能和懒惰造成的。4 古典德性观念将良好的哲学、修辞教育和参与
公共事务视为道德生活的基础，5 贫民无缘教育和公共事务，道德地位自然十分低下。6 卡纳普（ Robert Knapp） 通过分析通俗的《巴布里乌斯寓言》
1 我们要留意，公共宴会和贵族私人宴会是当时人得以取得肉食，摄入多样动物蛋白的主要场合，贫民被排斥在外而被迫成为素食者， 见：Gildas Hamel, Poverty and Charity in Roman Palestine, First Three Centuries 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24–29.
2 在罗马法庭上，贫民无论作为被告还是原告都是不被信任的，更莫说证人了。如《法理汇要》（Digesta seu Pandectae）22 卷 5 条 3 款中，对法庭证人的规定开篇就要求法官审查每个证人的身份等级“证人是否 合格要仔细调查，首要考察其身份等级……看他是富人还是贫民，以免他随时为收受利益而作假证。”转自： Neville Morley, ‘The Poor in the City of Rom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4。换言之，这里假设了贫民因为容 易被收买而成为骗子。
3 Neville Morley, ‘The Poor in the City of Rom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39.
4 Ibid；Anneliese Parkin, ‘ “You do him no service”: An Exploration of Pagan Almsgiving’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Robin Osborne & Margaret Akins,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60–82；Helen Rhee, Loving the Poor, Saving the Rich: Wealth, Poverty and Early Christian Formation,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2, pp. 19–22。
5 小塞内卡（Seneca the Younger）在《论幸福生活》（De Vita Beata）第二十二节中就专门论述人当活得体面和有尊严，能够掌控和善用财富，才是有德性的表现，也是幸福生活的基础。
6 公元 1 世纪诗人马尔提亚（Marcus V. Martialis）在讽刺短诗中更多次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城市贫民和野狗相提并论， 与同样被“兽化”（bestialisation）的奴隶和“蛮族”并列， 参：Greg Woolf, ‘Writing Poverty in Rome’ in Poverty in the Roman World, ed. by Osborne, Robin & Akins, Margaret.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83–99。值得留意的是，这种文学表现方式也被成书于 1
（Babrius Fables）指出：被主流意识形态包围的贫民可能早已将贵族精英对自己的鄙夷内化为自己思想观念的一部分，合理化自己低人一等的现状。1
综上，罗马帝国时期的整体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是一个以土地贵族为核心、奴隶劳动广泛存在、生产力有限、贫富悬殊的农业社会。在物质上极为匮乏，在社会关系上处于边缘，在精神和伦理上被贬斥构成占人口总数约 90%的贫民生活境遇的三大特征。
《希腊文生平》中的叙事框架和细节是否反映了上述罗马帝国时期贫民生活的一般特征呢？物质生活无外乎衣、食、住、行，其中以“食”最为紧要，贫民生活的物质匮乏很大程度就反映在食物匮乏上。在以土地贵族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地区的生产成果分配都极其不均，贫民在缴纳租、税之后所得往往仅够维持生命，食不果腹和劳苦成了普遍的生活经验。
《希腊文生平》以亚当和夏娃的遭遇为载体，突出体现了劳苦和飢饿的生活经验，也将其与没有匮乏之虑的“乐园”生活形成对比。这种对比一方面显示当下的困苦生活并非理所当然，另一方面也牵扯出导致人类生存境况剧变的元凶： “仇敌”撒旦。
《希腊文生平》首次直接提及劳苦和吃饭问题是在九章 2 节，涉及乡村的农业生活经验。夏娃面对濒死的亚当哀痛呼喊并谴责自己：
愿你给我一半的苦痛（τῶ ἥμισοι τοῦ πόνου）让我承担，皆因这些事因我
世纪末的《路加福音》16:19—31 节“富翁与拉撒路”故事所采纳，只不过其基调被反转用以批判富人对贫民苦境的麻木不仁：“另有一个讨饭的（πτωχο ς），名叫拉撒路，满身疮痍，躺卧在他的大门前。他指望藉富家人（του πλουσι ου）桌上掉下的碎屑充饥，但只有狗来舐他的疮痍。”
1 Robert Knapp, Invisible Rom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3.
才发生，因我而生劳苦（δι’ ἐμὲ ἐν καμάτοις τυγχάνεις），你因我而须汗水蒙面才得吃面饼（ δι’ ἐμέ ἐν ὑδρότήτι τοῦ προσώπου σοῦ τόν ἄρτον ἐσθίεις）。
下一个分句的“κάματος”的首要意义也是“辛劳”和由此而来的苦恼。2 换言之，夏娃在两个分句中用不同的词表达了同一个处境：令人难以忍受的艰苦劳动。这一点在后文取材自《创世纪》3:17 节的分句中被具体化：“你须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ἐν ὑδρότητι τοῦ προσώπου σοῦ τόν ἄρτον ἐσθίεις）。将各种谷物去糠、磨粉、造成面团烘烤成饼，就着盐、水或橄榄油、蜜糖（有条件的话）食用这些饼是环地中海地区各族居民通过摄取淀粉补充能量的最主要方式，3 可以说，面饼（ἄρτος）在地中海的文化语境中象征了基本物质生活，甚至是生命。这无疑指向一种艰苦劳作才得以果腹的贫困处境，“须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
1 Henry G. Liddell and R. Scott ed.,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Founded upon the Seventh Edition of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61; Walter Bauer and William Arndt ed., Frederick W Danker revi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852.
2 Henry G. Liddell and R. Scott ed.,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Founded upon the Seventh Edition of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98.
3 Gildas Hamel, Poverty and Charity in Roman Palestine, First Three Centuries 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1–15。哈麦尔指出，在古代的下层民众中烘烤面饼并不需要特别的设备，大多数农民和贫苦民众会将没有经过发酵的面团直接放在火上烤，或在将面团埋在地上的小洞中，然后在小洞上方生火，一边取暖一边等待面团被烤熟，后将面饼挖出、拍去尘土即可就水食用。这种简易的烘烤方式时至今日在近东地区仍十分常见。另一方面，人们直接摘取或拾取谷粒去壳生吃也并不少见，如可 2:23-28（对应太 12:1–8 和路 6:1–5）记载耶稣的门徒路过麦地直接拾取麦子吃用的行为。更精致多样的面饼烘烤和烹饪方法见老加图的《农业志》74–82 章，这是一般民众难以消受的饮食方式。
这种艰困的生活经验在下文再一次通过“面饼”和“劳苦”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表述反映出来。《希腊文生平》24:2 是夏娃重述失乐园往事中神对人在乐园外生活的预定：
你耕作土地，它却不向你交出力量，反而为你生出荆棘和蒺藜，让你汗水披面才吃上面饼（ καὶ ἐν ὑδρότήτι τοῦ προσώπου σου φάγει τὸν ἄρτον σου ） ， 你将劳苦满溢（ ἐν καμάτοις πολυτρόποις ），被苦痛压迫
（θλήβεὶς ἀπὸ πικρίας）而不得尝味甘甜。
“ 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 和“ 劳苦” 在此再次出现， 且以“ 你耕作土地”
（ἐργάσει δὲ αὐτὴν）一语直接指向农耕活动。这实际上综合了《创世纪》3:17最后一个分句“你一生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ἐν λύπαις φάγῃ αὐτὴν πάσας τὰς ἡμέρας τῆς ζωῆς σου）”和 19 节“你须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ἐν ἱδρῶτι τοῦ προσώπου σου φάγῃ τὸν ἄρτον σου）”这两句的精神，作者一是着重于强调高强度劳动给所肉体带来的“劳苦满溢”（ἐν καμάτοις πολυτρόποις）；二是心理或情绪上的悲苦，因“被苦痛压迫（θληβεὶς ἀπὸ πικρίας）”中“πικρία”可以描述主观情感上的痛苦，而在犹太文献中又常用以形容恶毒、充满怨恨的思想和言
1 在此我们不妨举出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罗马讽刺诗人尤文纳斯（Decimus Iunius Iuvenalis）在其《讽刺诗集》十首 77 至 81 行（四卷）中讽刺罗马城平民的政治冷漠时就说道“那些一度出任军事指挥官、高级行政职务和担当军团士兵的人民，现在却只热切关心两件事：面饼和竞技场（panem et circenses）”。其中“panis”（panem 是其宾格复数）就是“α ρτος”拉丁文对译，在此象征整体的物质生活。其次，面饼和生命的联系可见约 6:35 节耶稣自谓“我是生命的面饼”（ε γω ει μι ο α ρτος τή ς ζωή ς），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神 学思辨色彩的表达，但其基础是面饼作为主要食物在基本物质生活层面上和现世生命的联系，关于“生命”的神学含义是由此推衍而来，这符合耶稣“生命的面饼”论述在“五饼二鱼”故事背景下阐发的上下文脉络。因为在五饼二鱼故事中（6:1–15），耶稣满足了民众的基本生存物质需求。关于现实生命的另一个象征是鲜血，尤其再犹太人和基督徒中间，见创 9:4 节。
行，又具有极其负面的伦理含义。1 这两种于《创世纪》原版叙事之外的表述，从两个维度上呈现“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这种生活处境的痛苦：
一方面，劳动的“苦痛”（πόνος）和“劳苦满溢”生动反映了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生活处境：通过艰苦（甚至是痛苦）的劳动，时刻“汗水披面”，才得以收获谷物、制成面饼维持生命。很难想象拥有大量地产和财富的贵族家庭会对这种 “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劳苦满溢”的体验有任何共鸣，他们虽然仍重视农业的道德价值，但那种以公元前五世纪传说英雄辛辛纳图斯（Cincinatus）为代表的公民贵族在自家土地上亲身参与农耕的理想，在帝国时代早已消散。2 他们将田间地头的劳动留给自己大庄园中的佃农、债务劳工、日顾工和农业奴隶，这些人和土地狭小的自耕贫农一道成为落在“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生存处境中的群体。他们大多在理想状况下每日能够获得 500–600 克的全麦面饼作为口粮，
这份量仅能免于饿死，飢饿感从而也是他们常常要面对的生活经验。3 除此之外，这种饮食条件所带来的营养不良、发育迟缓、高强度劳动和疾病对身体的
1 Henry G. Liddell and R. Scott ed., An Intermediate Greek-English Lexicon: Founded upon the Seventh Edition of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639; Walter Bauer and William Arndt ed., Frederick W Danker revi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 813。关于“πικρι α”在《七十士译本》和其它犹太文献中的用法，可见出 15:23，申 29:17, 32:32，诗 9:28, 13:3，伯 3:20, 7:11, 9:18, 10:1, 21:25，徒 8:23，罗 3:14，弗 4:31，来 12:15 等。另有《马加比三书》4:4 等。其中《约伯记》中三次出现的“πικρι α ψυχή ς”用法值得我们关注。基于《希腊文生平》的希腊文语言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或编者所阅读的《旧约圣经》应是《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原文参 A. Rahlfs, ed. & R. Hanhart, revis., Septuaginta: Editio altera, Stuttgart: Deutsch Bibelgesellschaft, 2006.
2 关于辛辛纳图斯故事见如下记载：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着《罗马古史》（Ρωμαϊκή Αρχαιολογία）十卷 23–25 节；李维（Livy）《自罗马建城史》（Ab Urbe Condita Libri）三卷 26–29 节；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十八卷 4 节。
3 Gildas Hamel, Poverty and Charity in Roman Palestine, First Three Centuries 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40.
损耗，都如魔咒般缠绕在这些乡村贫民身上。1 最初借夏娃之口哀叹自身糟糕处境的极有可能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活与维吉尔（Virgil）田园诗中所渲染的乡村农牧生活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如果顺应“πικρία”在犹太人和基督徒语言世界中的用法，那么“θληβεὶς ἀπὸ πικρίας”可以意指“被恶毒的言行所压迫”及其在心理上造成的痛苦。承接上文的论述，这“压迫”涉及的很有可能就是贫民与土地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上文论及贫民社会关系边缘化和伦理贬抑互为表里，皆因他们的处境在历史中变得和奴隶越来越相似。
人们在讨论古典古代社会的奴隶制时，习惯引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一卷开篇的理论论述（1254b18–21）：“奴隶（δοῦλος）被应用于劳役同驯畜的差别是很小的”（1254b25）以说明奴隶作为主人财产和工具的地位以及他们与自由人的绝对区别。2 我们在三百年后瓦罗着的《论农业》（ Rerum Rusticarum de Agri Cultura）一卷 17 章关于“农庄设备”（agri rebus）的主题中却读到“有人把设备（res）分作两类：干活的人和不可或缺的工具（in homines et adminicula hominum sine quibus rebus colere non possunt）……在整个农业中是需要人的， 或是奴隶或是自由民或二者兼有（ servis aut liberis aut utrisque）……在对健康不利的地区，使用顾工比使用奴隶对我们更有利（gravia loca utilius esse mercennariis colere quam servis）。”3 人们可以从这一段话中得出两点：首先，从农庄管理者的角度看，无论是自由民还是奴隶都一并被归入 “农具”的范畴；其次，农地上的自由人和奴隶只有实用价值和用途的区别，瓦
1 Peter Garnsey, ‘Mass Diet and Nutrition in the City of Rome’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6–252; Walter Scheidel, ‘Disease and Death’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ncient Rome, ed. by Paul Erdkam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5–59.
2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吴寿彭译，《政治学》（Πολιτικά），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15 页。
3 M. T. 瓦罗（M. Terenti Varronis），王家绶译，《论农业》（Rerum Rusticarum de Agri Cultura），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59–60 页。
罗也更珍惜自己的奴隶，僱佣的自由人并不比奴隶有更好的劳动环境和待遇。这或许就是帝国中后期造成自由贫农地位下滑和生存处境恶化背后长久以来的意识形态因素。在贵族地主眼中，“奴隶—自由人”的划分早就有意无意地替换为“贫者（无地的）—富者”、“依附者—支配者”的对立，前者被推向毫无尊严的工具范畴。因此，从贫民的角度来看，“须汗水披面才得吃面饼”的处境不单单是农业劳动所需强度、生产力限制等物质因素造成的，更是他们与土地贵族之间以“πικρία”为特征的压迫和被压迫、奴役和被奴役的不平等权力关系造成的。后一个因素在这里似乎更为主要，因为《希腊文生平》的作者或编者并不认为农业劳动本身是有问题的。
亚当在离开乐园途中恳求天使让他从乐园取些香料以在地上都能够敬拜神，神不但应允了这个要求，更额外给了亚当“维持生计的种子”（ σπέρματα εἰς διατροφὴν）。这提示亚当和夏娃“来到地上”（ἐγενωμεθα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后过的 是农耕生活，这是神在公正审判之后施行的恩典。相反，《创世纪》3:17–19 所 载原版叙事却很容易给人农耕生活是一种诅咒的印象，1 《希腊文生平》一定 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印象。其次，《希腊文生平》2:1–3:1 以另一种方式重述《创 世纪》四章该隐杀害亚伯的故事，删除了农人该隐记恨牧人亚伯的情节。这个 删改可以说是《希腊文生平》为农耕生活正名的第二个反映，它将亚当夏娃及 其后裔全都塑造成农人，而非牧民。
在贫民眼中原本美好的农耕生活却因为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压迫而变得充满 “苦痛”而“劳苦满溢”，但《希腊文生平》中并没有任何直接反映阶层分野的内容，
1 创 3:17–19 文本：“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所出的，就是我吩咐你不可吃的，土地必因你的缘故受诅咒（α π᾽ αυ του ε πικατα ρατος ή γή ）；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土地得吃的。土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α κα νθας και τριβο λους α νατελει σοι）；你也要吃田间的五谷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有食物可吃（ε ν ι δρω τι του προσω που σου φα γῇ το ν α ρτον σου），直到你归了土地，因为你是从土地而出的。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回尘土。”
以亚当、夏娃及其后裔的人是作为一个整体陷入地上生活之苦难的。然而回到 “失乐园”本身，便可看到与人为仇的对立角色，即“仇敌”撒旦和蛇，以及“兽”。
这作为压迫经验的来源“仇敌”在叙事中的身份是甚么？实际上指向的又是谁呢？
“仇敌”（ὁ ἐχθρὸς）这个《希腊文生平》中多次出现的称谓与《创世纪》
3:15 有关，神将“敌意”（ἔχθραν）放在蛇和人类之间。但“蛇”在《创世纪》中
并没有和后来流行的魔鬼（ὁ διάβολος）或“撒旦”( ן טָׂ שָׂ / ὁ Σατανᾶς）1 形象有任
何联系，这后面两个称谓在《创世纪》中也没有出现过。如果在犹太和基督徒文献中梳理这三个希腊和希伯来词，会发现它们三者联系紧密，都有“敌人”的含义，且互译通用。2 然而它们却和“ἐχθρὸς”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在《七十士译本》中的“ἐχθρὸς”通常是用来翻译希伯来文“בי וֹא”的，指的仅是个人的私敌。
然而在《希腊文生平》中，由“
ן טָׂ שָׂ
”衍生的希腊翻译“διάβολος”和“Σατανᾶς”与
“בי וֹא”衍生的“ἐχθρὸς”两个称谓传统被融合了，《创世纪》原版叙事中的敌对角色“蛇”（ὄφις）和“兽”（θηρίον）也被囊括其中，构成一个（或一系列）具有多个面相的反派角色，是他（或他们）使亚当夏娃失去乐园生活，且使地上本来美善的农耕生活也充满苦难。下文对此逐点论证：
1 《希伯来圣经》原文参 W. Rudolph & K. Elliger, et al.,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tuttgart: Deutsch Bibelgesellschaft, 1997.
2 “δια βολος”在《七十士译本》中出现了 18 次，在代上 21:1 第一次出现。但它在《新约圣经》中被使用
了 35 次。它在古典希腊文的原意是“诽谤者”或“恶言中伤者”，有时被用来翻译希伯来文中原意为“指控者”
的“撒旦”。“撒旦”一方面在《约伯记》第 1–2 章中指代在神面前类似天使的人物，这种意义被基督徒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在《列王记》《历代志》《以斯帖记》《马加比一书》等文献中希伯来文“撒旦”仅泛指以色列的政治和军事敌人。然而，在王上 21:14 节和《便西拉智训》21:27 节中的“撒旦”并没有被译成 “δια βολος”，而是音译为“σατανα ς”。参Walter Bauer and William Arndt ed., Frederick W Danker revis.,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and Other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3rd ed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226–227.
《希腊文生平》第一次提及“仇敌”是 2:4，亚当听了夏娃关于该隐和亚伯兄弟相残的噩梦后说：
我们当起来出去看看在他们身上发生何事， 恐怕仇敌正和他们争战
（μίποτε ὁ ἐχθρὸς πολεμεῖ πρὸς αὐτούς）！
此处没有指出这带冠词单数特指称谓的“仇敌”是谁，当亚当夏娃去察看两兄弟时，“仇敌”并不在场（3:1），亚当这句话只是肯定了这位“仇敌”造成兄弟相残。在《创世纪》中，兄弟相残一定程度上是神对两人区别对待造成的
（4:2–5），《希腊文生平》却将这悲剧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仇敌”。可以推想， “仇敌”利用该隐的“愤怒”（ὀργή）而诱使该隐杀害亚伯，正如他用诡计诱骗夏娃和亚当吃禁果一般。因为下文 7–8 章亚当在病痛中为第三个儿子塞特复述吃禁果、被驱逐出乐园往事的时候，再提及“仇敌”：
时候到了，护卫我们母亲的众天使上去敬拜上主，仇敌（ὁ ἐχθρὸς）发现她单独一人，就把那树上（的果实）给她，她就吃了，因它知道我和圣天使们都不在她身旁。之后她也给我，我也吃了。（7:2–3）
这里作为苦难之源的“仇敌”和 2:4 的“仇敌”应是同一个人物，虽然两次都没有具体指出“仇敌”的身份，但作者显然预设了当时的听众或读者清楚仇敌是谁。当神责问亚当的时候，亚当将责任推给夏娃（8:1），但神立刻纠正道：“是你 听从仇敌而违犯我的盟约（ἐπεὶ ἐγκατέλειπας τὴν διαθήκην μοῦ καὶ τῷ ἐχθρῷ ἤκουσας）”（8:2）。这里的“ἐγκατέλειπας”和“ἤκουσας”两个动词都是不定过去 式第二人称单数，特指亚当！换言之，神将亚当摆在直接面对“仇敌”的第一责 任人位置，他要为夏娃所做的一切负全责。因此，“仇敌”不但是该隐、亚伯和 夏娃的敌人，更主要地是亚当的敌人。
这个敌人的具体身份要到夏娃再一次讲述“失乐园”事件时（15–30 章）才揭
晓，更细致地描绘他的企图和手法，这里的大部分重要情节是《创世纪》原版叙事所没有的，值得注意。夏娃的开场白说：
我的所有儿女和我儿女的儿女们，请听！我要告诉你们仇敌是如何诱骗我们的（κἀγὼ ἀναγγελῶ ὑμῖν πῶς ἠπάτήσεν ἡμᾶς ὁ ἐχθρός）！
这句开场白提示了接下来 15 个章节的内容重点是“仇敌”如何诱骗亚当夏娃 偏离常道，“ὁ ἐχθρός”也被摆在句末压阵，显示主角是“我们”和“仇敌”。但在接 下来的叙事中，“仇敌”的称谓一度消失，直到临近结束的 25–28 章才重新出现。在这之间，“魔鬼”和“蛇”顶着“仇敌”的头衔正式出场。魔鬼的行动分三步：首先 使蛇成为自己的“器皿”，再以蛇诱骗夏娃，最后利用夏娃使亚当上当。
在魔鬼的第一个行动中，魔鬼和蛇是明确分开的两个角色。从这部分对话所铺设的背景中，可得知三点：一是包括蛇在内的兽类（τὰ θηρία）被亚当夏娃管辖，二是乐园中的食物是亚当夏娃独享的，三是魔鬼的最终目标乃亚当。前面两点都是神在创世时所安排，魔鬼正是以这种看起来并不公平的秩序，并以无中生有的“正如我们当初为着他的缘故被逐出乐园”的谎言来制造和加强蛇的怨恨，1 鼓励它无视“神的愤怒”。一直到 17:1，魔鬼和蛇都是有区别的，是蛇负责出面和夏娃搭话，但接下来就有点蹊跷了：
1 至少在希腊文 I 型文本中，并不存在魔鬼和蛇被驱逐出乐园的叙事。这个故事是在《亚美尼亚生平》《格鲁吉亚生平》和《拉丁文生平》中被加插入文本，但其中主要讲述原是天使一员的魔鬼因不愿意朝拜亚当而被神驱逐的故事，其中并没有蛇，见《拉丁文生平》12–17 章。这个“堕落天使”的故事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有学者认为，希腊文 I 型文本十六章三节这里暗示了作者可能知道魔鬼因亚当被神驱逐的故事，并对这个故事的来源做了梳理，见 Michael E. Stone, ‘The Fall of Satan and Adam’s Penance: Three Notes on the Books of Adam and Eve’ in Literature on Adam and Eve: Collected Essays, ed. by Gary Anderson, Michael Stone, Johannes Tromp, Leiden: Brill, 2000, pp. 43–56。笔者认为如果希腊文 I 型文本的作者或编者如果接纳“堕落天使”的故事，并以此为失乐园故事的背景，应该是不会如此一句话带过的，较大机会是他认为这个故事荒诞不经，一开始就是魔鬼的谎言。
他立刻将自己挂在乐园的墻上（εὐθέως ἐκρεμάσθει παρὰ τῶν τειχῶν τοῦ παραδείσου），是时众天使朝拜神，而撒旦（ὁ Σατανᾶς）也以其面相与众天使一起颂神（τότε ὁ Σατανᾶς ἐγένετο ἐν ήδει καὶ ὕμνει τὸν θεὸν καθάπερ οἱ ἄγγελοι）。我从墻上瞥见他那有如天使的面容（ εἶδον αὐτὸν ὅμοιον ἀγγέλου）。（17:1–2）
夏娃究竟看到谁在墻上，是蛇还是魔鬼本人呢？将自己挂在墻上的是蛇，而将自己伪装成天使的是撒旦。但夏娃在墻上看到单数的“他”（αὐτὸν），难道蛇与魔鬼融为一体了？且看接下来夏娃和这个“他”的对话，17:4 说“魔鬼藉着蛇的口回应（ἀπεκρίθει ὁ διάβολος διὰ στόματος τοῦ ὄφεως）……”，但 18:1 只描述“蛇如此对我道（τότε λέγει μοι ὁ ὄφις）……”，之后夏娃的对话对象都是借助动词变位表达的第三人称单数“他”，直到这部分结尾的 12:3 描述夏娃的谈话对象消失时写道“那位（ἐκεῖνος）就从树上下来消失了”。这种模糊化的表达方式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蛇与魔鬼融合成一个形象、一个身份、一个意志，以一个声音和夏娃对话。换言之，在《希腊文生平》的叙事设置中，魔鬼与蛇似乎是一位仇敌的两种表现方式（注意 26:4），亚当夏娃及其后裔的仇敌实际上只有一位。
如果上述解读是合理的，“仇敌”与亚当夏娃的儿子们“争战”（2:4）而导致兄弟相残，实际上是他坑害亚当和夏娃行为的延续，将欺骗和凶杀带到地上。在叙事中第二次遭遇危害人类的“争战”是在夏娃和儿子塞特奉亚当的命令去往乐园恳求舒缓病痛的恩膏路上：
夏娃但见一兽正和她的儿子争战（καὶ εἶδεν ἡ Ἔὔα τὸν υἱὸν αὐτῆς καὶ θήρίον πολεμοῦντα αὐτόν）。（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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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特在叙事中有十分特殊的身份，能够斥退攻击他的兽。我们在此要关注的是“争战”（πολεμέω），这个关键词将此处攻击塞特的“兽”和之前导致该隐杀
死亚伯的“仇敌”联系起来。从后文“兽”与夏娃的对话可知，因为“蛇”的所作所为颠覆了原先的创造秩序，造成“兽类的统治”（ἡ ἀρχὴ τῶν θηρίων）（11:1）。可见，作者以“争战”来定位魔鬼势力在乐园外继续为害人类的方式，将魔鬼、蛇和“兽”统一在“仇敌”的形象中，这就是亚当夏娃和后裔及其农耕生活的“仇敌”的身份，是一切苦难的源头。
如果《希腊文生平》确实蕴含了一种困苦的农耕生活经验，且经验主体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乡村贫民，亚当、夏娃及其后裔所承受的“劳苦”（κάματος）和 “苦痛”（πικρία）反映一种受压迫的痛苦，那么以多个面相出现的“仇敌”是否是作为压迫者的土地贵族的化身呢？若从宗教体系内部出发考虑这个问题，魔鬼就是魔鬼自己，他作为邪恶力量的代表对犹太人和基督徒来说都是真实的，正如希腊民众所相信的各种神魔（δαίμων）一样，他是一切人间苦难的源头。但从叙事作为社会性表达的角度看，人们对魔鬼形象的建构是无法与切身的生活经验切割的，将日常生活中的敌人投射到魔鬼身上，甚至有意无意将社会现实结构的矛盾也投射其中，实在十分自然。与正统的叙事传统相比，日常生活经验的结构、特征甚至是更重要的意义网络。我们从魔鬼的行为着手考察这种投射的线索。
《希腊文生平》15–30 章所载夏娃复述的“失乐园事件”的核心问题就是“仇敌”如何使亚当和夏娃沦落的。我们在此着重考察三点：魔鬼的话术、魔鬼与人的契约以及人被魔鬼诱骗的后果。
在《创世纪》3:1–6 的原版叙事中，蛇以短短两句话就诱使夏娃吃下禁果。从上下文的叙事脉络看，蛇的这些话并非全是子虚乌有的谎言，而是真假掺杂的。首先，“你们决不会死”（3:4）这句话似乎是真的，因为夏娃和亚当吃了果
子后并没有立刻死去；但因吃禁果导致人终有一天“归于尘土”（3:19），蛇的这句话又是谎言。其次，蛇指出果子使人“开眼”和“知道善恶”的效果确实是真的
（3:22）1，但它却完全隐瞒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神的愤怒。这种真假掺杂的话 术和相关内容在《希腊文生平》中被加以扩充，虽然显得没有那么精炼和微妙，但令人一目了然，符合口头传述的特点：
（夏娃说）神警诫我们不能吃它（的果子），若吃了我们就得死（ἐπεὶ θανάτῳ ἀποθανεισθαι）……（蛇说）我真替你们感到悲哀，更不希望你们陷于无知（οὐ γὰρ θέλω ὑμᾶς ἀγνωήν），来吃吧！……我对它说：我怕若如此，神会降怒于我（μήποτε ὀργισθῇ μοι ὁ θεὸς）……它对我说：别怕！当你吃了， 双眼将会打开， 你便有如神一样明辨善恶（ ἔσεσθαι ὡς θεὸς γινώσκοντες καλον καὶ πονήρόν）。（17:5–18:3）
不难发现，魔鬼没有提及“死亡”；其次，“神的愤怒”也并没有被隐瞒，夏娃自己对此十分清楚，2 魔鬼同样不置一词；最后，关于吃禁果带来“明辨善恶”的
“益处”的话是真的。换言之，魔鬼通过有策略的沉默在这部分对话中并未撒谎，只是直接以“明辨善恶”的好处诱惑夏娃犯禁，直接对抗人对“死亡”和“神的愤怒” 的恐惧。但接下来，魔鬼说：
正因为神知道你们将与祂相似，祂嫉妒你们（ἐφθόνήσε ὑμῖν），就说：不可吃它（果子）。（18:4）
这句话是不折不扣的谎言，它的真正作用在于通过诬蔑神不公义来鼓励人
1 《创世纪》3:22a“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ι δου Ἀδαμ γε γονεν ω ς ει ς ε ξ ή μω ν του γινω σκειν καλο ν και πονήρο ν）……”。
2 《希腊文生平》中的蛇在被魔鬼诱惑做其工具时也对此十分清楚：“蛇向它（魔鬼）说：我害怕神的愤怒会落在我身（μή ποτε ο ργισθει μοι ο θεο ς）！”（16:4）这与夏娃在 18:2、亚当在 21:4 中的话几乎一摸一样，表明他们全都知道神对魔鬼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必定感到无比愤怒。
摆脱神的管辖，给予人一个与神平起平坐的机会；如此一来对神愤怒的恐惧更可能被消解。更值得留意的是，魔鬼两次强调那果树的“荣光”（δόξα，18:1, 5），这也是《创世纪》原版叙事中所没有的内容，暗示吃了树上的果实后就能得到额外的“荣光”，而后文描述亚当和夏娃吃禁果的后果却是完全失去“荣光”
（20:1–2，21:6）。因此，魔鬼对“荣光”的强调和暗示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诈。最后，因为夏娃仍对自己亲手摘下果子感到“惧怕”，魔鬼就提出领她到树下、 帮她摘取果子，减少她吃禁果的障碍（18:5，19:3）。这种做法和魔鬼之前克 服蛇对神之愤怒的方式异曲同工，他假装提出“让步”而将主要责任揽到自己身 上，减少了蛇和夏娃的责任意识，才有了后来面对神的质询时层层推诿的戏码
（23:5）。更为关键的是，魔鬼这一行径使夏娃变得依赖自己，魔鬼进一步以此要挟夏娃。
综上，魔鬼对夏娃是先说真话，再说假话，成功诱使夏娃尝试禁果，落入 其圈套，夏娃不再承认神的公义、信守神的诫命（ἐντολή），夏娃将魔鬼放入 乐园中的一刻（19:1）标志着神人关系破裂，人和神的“盟约”（διαθήκη）也遭 破坏。1 在《创世纪》原版叙事的诱骗情节基本就此结束。但在《希腊文生平》中，事情远没结束，魔鬼必须保证已落入圈套的夏娃会像蛇一样完成使亚当犯 禁的最终“任务”。他的办法是通过要挟极为依赖自己的夏娃而使其落入契约的 捆绑。这是我们在此关注的第二个重点：
1 《希腊文生平》中“盟约”只出现了一次，但位置十分关键，即 8:2：“上主对我说：你既然听从仇敌而违犯我的盟约（ε πει ε γκατε λειπας τή ν διαθή κήν μου, και τω ε χθρω ή κουσας），我要将你身交予七十二种灾祸……”。在《创世纪》叙事中，造人和失乐园事件中没有出现过“盟约”的概念，第一个神人盟约是神和诺亚订立的（创 6:18），但后来“盟约”成了表述神和以色列民的关系，突出以色列民在人类各族群中的特殊地位，以《出埃及记》的西奈山事件和“十诫”为核心历史叙事。《希腊文生平》的作者或编者从一开始就以“盟约”来形容最原初的神人关系，无论是有意或无意，似乎反映了他们将犹太人与神的特殊地位普世化的倾向和意识。
他（魔鬼）走了一点路就转身对我说：我改变主意，不给你吃了。除非你发誓也把（果子）给你夫君（ἐὰν μὴ ὀμωσις μοι ὅτι δίδής καὶ τῷ ἀνδρί σου）。我对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发誓，我且以所知道的对你说：我以主的王座、基路伯和生命树起誓，我必（把果子）给予我夫君（μὰ τὸν θρόνον τοῦ δεσπότου καὶ τὰ χερουβὶμ καὶ τὸ ξύλον τῆς ζωῆς, ὅτι δώσω καὶ τῷ ἀνδρί μου）。（19:1–2）
通过诱使已经落入圈套的夏娃发誓，魔鬼用一个新契约替代了已被破弃的 人神之间的旧“盟约”，夏娃在这个契约的捆绑下就算发现骗局的真相，也必须 无奈地履行契约，说服亚当犯禁。至此，魔鬼不惜费尽周折地逐个诱骗蛇、夏 娃，最后是亚当，而非直接地一同欺骗亚当和夏娃，他所使用的办法主要有三 步：第一步是以真假参半的话术使夏娃决心犯禁，话中关于果子的好处是真的，而神嫉妒人的事却是假的；第二步，以帮助夏娃克服恐惧的“好人”姿态使已经 要犯禁的夏娃对自己产生依赖，事实上使后者失去自主行动的自由；第三步， 利用这种依赖关系要挟夏娃将亚当拉入圈套，并订立契约，将依赖关系偷偷地 升级为从属关系（dependency），夏娃成了魔鬼颠覆神创世秩序的工具。这成 为夏娃和亚当及其后裔深陷劳苦、压迫的根源。接下来我们要问：《希腊文生 平》的作者或编者为何要将《创世纪》中短短一句话以此方式扩展成具有清晰 递进结构的系列对话呢？该如何理解亚当夏娃与其仇魔鬼的这种灾难性关系？
上文已经肯定，在《希腊文生平》被传述的社会语境中，亚当和夏娃形象是乡村贫民社会生活经验的投射，“失乐园事件”中的魔鬼（15–30 章）在叙事中的作为可能反映了贫民对其苦难现实之起源的理解。具体来说，这部分叙事道出了“失乐园”作为犯禁结果本身的意涵：人神关系的破弃、人与其“仇敌”建立不平等的从属关系，权力关系决定身份，农人亚当和夏娃丧失自由人的身份而成为魔鬼权下的依附民。作为吃禁果的直接后果，亚当和夏娃身体上丧失“荣光”和“公义”的“衣服”，并为“裸体”感到羞耻（αἰσχύνη）（20:1–5, 21:5–6），正是
对这一生存境况和身份转变的戏剧性反映。上文曾提及，纽菲尔德认为《希腊文生平》叙事中涉及的身体形象转变反映了叙事背后创作者和传述者对权力关系和社会身份转变的普遍焦虑。1 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希腊文生平》中对“失乐园事件”的描述反映了乡村贫民对其现实中依附性身份的焦虑和愤怒，这种不平等关系和身份是诱骗和要挟的产物，败坏了原本美善的农耕生活，始作俑者及其行为也被投射到希腊化犹太世界观中越来越流行的魔鬼形象上，并冠以“仇敌”之名。接下来的问题是：罗马社会中的土地贵族是否犹如这“魔鬼”、“仇敌”般行事？
上文在总括贫民普遍的生活经验特征时已经指出，他们低下的抗风险能力、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污名化和羞耻感等的负面生存境遇是土地贵族主导下剥削 性的劳动关系和资源分配方式导致的。在“劳苦满溢”和“压迫”等关键词所反映的 经验时进一步补充论述了这种生活经验特征背后的身份转换：从拥有财产的自 由身沦落至被捆绑奴役之身。这可能反映了这样一个过程：自有小块土地的农 民（ peasant proprietor ） 或小业主失去地权而成为有劳务期限的自由佃农
（free tenant），最后沦为被捆绑在固定土地上的依附佃农（tied tenant），其生存处境在这过程中不断恶化。2 环地中海地区各地社会本身在文化、族群和社会经济结构上具有多样性，各地农业技术、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不一。但是随着罗马帝国逐渐将这些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元老和骑士阶
1 Dietmar Neufeld, ‘Boby, Clothing and Identity--Clay Cunningly Compunded’ in ‘And so they went out’: The Lives of Adam and Eve as Cultural Transformative Story, ed. by Daphna Arbel, J.R.C. Cousland, Dietmar Neufeld, London & New York: T&T Clark, 2010, pp. 47–66.
2 Peter Garnsey, ‘Prolegomenon to a Study of the Land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51–165.
层的“贵人”地主（尤其是掌握皇帝宝座的集团）通过政治控制、没收敌对领袖财产、建立皇室地产、军事殖民、收购兼并小农土地等方式深度介入各地的社会经济事务，同时也通过赋予政治特权而扶植本土大地主，土地集中化趋势及其产物——大型庄园（latifundium）在帝国范围内蔓延。罗马社会本身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期贵族肆无忌惮地篡夺土地所造成的公民贫困化问题并未因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尝试、内战对权力的重新分配而被克服。可以说，罗马在帝政时期向各地输出了这种由“罗马不平等体系”所造成的“贫困化”，不少贫农便在这过程中经历了身份下滑。1 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贵族地主成为乡村小农劳苦困顿的源头。
在农业技术发展普遍停滞的情况下，增加农业产出和利润的方式无非三种：深耕和开拓新地（物质层面）、改革劳动力组织方式（制度层面）、增税以创 造产出压力（心理层面）。第一种方式驱使贵族地主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田产的 规模，并寻求集中化管理，国家公地（ager publicus）和大庄园四周的乡村和 小块自耕土地成为他们合法或非法、直接或间接地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目标。 重点在于第二种制度层面的方式。前工业化社会的农业生产必然是劳动密集的，稳定和持续的劳动力投入是土地生产力和利润之关键所在，罗马人也很快认识 到混合的劳动关系和灵活的劳动力管理方式才能造就高效的农业产出，即根据 情况变化将奴隶劳动和不同形式的劳动组织方式相搭配，如采用僱农、佃户等
1 戴约翰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对罗马帝国时期雅典地区社会经济的经典研究揭示了大地产在帝国东部，尤其 在希腊地区的蔓延。其中一个突出例子就是公元二世纪元老、大学者希罗德·阿提库斯（Atticus Herodes）及其家族几乎拥有整个阿提卡所有可耕土地，换言之他将曾经的古典文明中心雅典及其所在的阿提卡地 区变成自己的私人产业，他和罗马皇帝和上层贵族圈子的亲密关系是其财富的巨大后盾，参 John Da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thens under Roman Domi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2, pp. 177–
251; Peter Garnsey, ‘Peasants in Ancient Roman Society’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1–106.
自由劳动力。正如我们在瓦罗《论农业》1:17 中所见，奴隶在大地产上并未包揽所有工作，这是贵族地主及其代理人的劳动力管理常识。1 这驱使他们寻求尽可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这些自由劳动力，希望占据其土地的同时也从其身上榨取生产力，可谓一石二鸟，弱势的小自耕农成为极好的目标。
在这种背景下，大多数小自耕农由于生产规模小、效率低、劳动力不足等原因始终处于仅能满足自身或核心家庭生存需要的窘迫状态。2 这本来就迫使他们通过到邻近的大地产短期承租、僱佣放牧等方式获取额外收入，与贵族地主及其代理人订立某种契约，但由于地位和经济实力悬殊，契约内容自然是极不平等的。其次，随着三世纪以来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形势严峻，帝国政府越来越沉重的税费、摊派和军役迫使自耕农向贵族地主的门客或代理人高息借贷。由此，一大批小农便被迫与大地主建立了依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下，额外的工作机会、收入以及贷款作为表面的“好处”其实内涵极大风险。常见的农业歉收就能使租佃土地的农民拖欠租金，或难以在期限内偿还贷款，为偿还似乎永远还不完的租金而无限地延长租佃期限，或将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转让给债主作
1 Peter Garnsey, ‘Non-Slave Labour int the Roman World’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50；另见更详尽的论述：Peter Garnsey, ‘The Land’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11th, 2nd edn., ed. by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Dominic Rathbo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679–709。彼得·A·布隆特（Peter A. Brunt）更认为奴隶劳动就算在意大利也并非占主导的农业劳动形式，参Peter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p. 124。
2 布隆特在考察共和国时期的殖民地土地分配时发现，分配土地的单位面积在 2 尤格（iugera）到 10 尤格
之间，而最大单位 10 尤格约等于 6 英亩，正常情况下仅能供养一个四口之家，难有余裕。其目的在于限制底层力量壮大，封闭这些人进入高层圈子的渠道，参Peter A. Brunt, 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 1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194。加尔赛直言：“罗马国家的领导权被掌握在一小群贵族手上，他们控制了绝大多数土地，而且始终不愿意让低于他们的人通过农耕得到高于生存线（subsistence level）的生活水平。”Peter Garnsey, ‘Non-Slave Labour int the Roman World’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38.
为抵押品，从短期佃户沦落为永久佃户，甚至失去土地产权和人身自由，瓦罗笔下的被强制劳动的“债务人”（nexum 或 obaerarii）就属于这种情况。1 表面上的福音变成真正的噩梦。
另一种同样常见的情况是贵族地主以“保护人”的姿态诱使小农转让土地以 逃避政府追缴税款和摊派，这类似日本律令制国家后期的“寄进”现象，农民通 过这种途径也成为永久佃户。3 世纪开始罗马国家以金属货币作为税收形式的 转变加剧了以上种种情况。2 4 世纪的列巴尼乌斯（Libanius）、作家金口若望、沙维安（Salvian）等都在其作品中提及小农在国家的压力面前不得不以土地产 权换取贵族地主保护的痛苦和无奈，这实际上无异于逃出虎爪却落入狼窝，受 到更为残酷的压榨，这种现象贯穿帝国的东部和西部省份。3 自 3 世纪起，越来 越多自耕农沦为“依附农”（colonus），他们逐渐取代奴隶的位置，这种现象成 为古代晚期农业劳动关系的其中一个特征。4
1 另见西塞罗（Cicero）《国家篇》（De Re Publica）二卷 59 章中讨论共和国早期废除债务奴隶制时，以 “nexum”形容共和国早期因债务而被迫为奴的自由民：“因那时，由于一个人的热情，所有因债务而沦为奴隶的公民都被解放了，而且不再许可这样的因债为奴（cum sunt propter unius libidinem omnia nexa civium liberata nectierque postea desitum）。”这件事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326 年，参西塞罗（Cicero），沈叔平译，《国家篇》（De Re Publica），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84 页。但帝国时期的农学家科伦梅拉
（Columella）在其《农事书》（De Re Rustica）一卷三章 12 节中仍以此词形容因债务被捆绑在大地产上劳动的“自由”人：“被债务捆绑劳动的公民”（nexu civium），参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st Vol., trans. by Harrison Boyd As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2 Mireille Corbier, ‘Coinge and Taxation: The State’s Point of View, A.D. 193–337’ 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12th Vol., 2nd edn., ed. by Alan K. Bowman, Peter Garnsey, Averil Camer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27–392.
3 Peter Garnsey, ‘Peasants in Ancient Roman Society’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1– 106.
4 Moses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2nd ed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1985, 1999, pp. 92–93.
无论是被债务和租金捆绑还是自愿以土地换生存，自耕农都失去了财产和人身自由，被捆绑在不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社会地位下滑，劳动和生活境况与奴隶无异。他们其实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出逃，成为游荡在乡镇的手工业和农业日顾工，在失业时沦为乞讨者（πτωχός 或 mendicus）；或进入城市寻找机会，加入以救济为生的城市贫民行列。1 他们的生活并不比在土地上挣扎强多少，而且这种选择对拖家带口的人来说并不现实。由此，在贵族地主的视角来看，通过这种种方式他为自己日益扩大的田产建立起在奴隶之外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得以持续获得土地产出的利润，好处多多。从贫农的角度看，他们回过头或会惊觉：基于悬殊的社会经济地位，贵族地主以劝诱、不平等劳动和债务契约等方式设置了圈套，骗取了自己曾经拥有的财产和人身自由，使自己落入更低的社会身份中。
不难发现，这些贪婪的贵族地主的行为与《希腊文生平》中的“仇敌”使亚当夏娃失去乐园所使用的伎俩可谓如出一辙。对受害者而言，虽然曾经的自耕生活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美好，但和后来这种在依附关系压迫下的佃农生活生活比较起来，便容易被理想化为“美好的旧时光”，并产生回归旧日生活模式的渴望。《希腊文生平》中人类那承担简单任务（15:2–3）、拥有万物之灵的荣光
（10:3）以及不愁吃穿（7:1）的“乐园”生活在社会生活现实的语境下也寄托了乡村贫农对一去不复返的旧自由时光之哀恸怀念。魔鬼之为“仇敌”不但是因为他与创世神的意志敌对，更是因为他及其在地上的代理人摧毁了人本“美好”和 “自由”的旧农耕生活模式，使“劳苦满溢”和“被苦毒压迫”成为生活的主旋律。最
1 还有一条比较另类出路是参加国家在边境地带开拓新地的军屯计划，成为“兵农”（limitanei），这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契约农身份，他们由国家安置在边境军事基地的特定土地上，其男性后代都要进入当地驻防军队服役，世代相袭。他们最多能获得 20 尤格（约 12.5 英亩）的免税土地，这在贫农中算是十分不错的待遇， 但能够享受如此待遇并以军功实现社会阶层跃升的人毕竟是极少数。详见：Peter Garnsey, ‘Peasants in Ancient Roman Society’ in Cities, Peasants and Food in Classical Antiquity: Essays i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by Walter Scheid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91–106.
后，对基督徒或犹太人而言，旧日的自由更在于能够按照传统和律法敬神、祭神，尤其是在“主的日子”和安息日，这在奴役关系下难免被阻挠和破坏，人被迫与神疏离。因此《希腊文生平》中人对神的冒犯、神人关系破裂的情节当引起读者或听众强烈共鸣。
综上，《希腊文生平》作者或编者以乡村贫民为话语主体，在《创世纪》叙事的基础上大胆地以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现实张力为素材，以元祖父母作传声筒，以撒旦映射土地贵族的压迫，构建了一个和犹太教或基督宗教主流神学思辨并无直接关联的全新叙事世界，这是他们在《创世纪》宗教世界观基础上对自身生活现实及其起源的理解。当然，文本要履行建构性（或建设性）的社会功能在表达理解之余，也应进一步提供解决方案或“出路”，至少是希望。《希腊文生平》下半部分情节通过糅合一系列在《创世纪》本不存在、但在当时十分流行的终末论概念，提供了一个以天界为主视角的出路，核心在于神对人的赦免和应许、以“回归乐园”为旨归的终末复活，并以一个充满乐观氛围的大团圆结局结束了整篇叙事，亚当和夏娃得到在乐园安息和复活的应许代表了所有神所眷顾之人的光明前景。
这种前景最关键的是神对人的宽赦，以及对死亡现象的积极解读。人获得神宽赦的前提是人“ 持守我（ 神） 的诫命（ ἐφύλαξας τὴν ἐντολήν μου ）”
（39:1），这是全篇叙事的基本伦理要求。这个宽泛的要求对备受压迫、不能自由敬神的犹太或基督徒佃农而言有何意义呢？我们只能从其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讨论：通过对《希腊文生平》故事的传述或阅读，这句话不断提示神及其统治秩序的在场，间接对当下的生活现状之合法性构成持续批判。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句话实际上要求读者或听众在物质和社会身份层面陷入罗网的情况下也不要有意无意地认同和“内化”压迫者的意识形态，不能以压迫者的思维看待
生活现实。甚至可以说，始终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已经是“持守我的诫命”了。其次，在终末复活的概念下，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结，《希腊文生平》将其视为“沉睡（τῆς κοιμήσεως）”（42:3），甚至以神与已被埋葬的亚当肉身对话如此戏剧性的情节（41:1）来消解死亡的消极意义。在神的应许下，死亡反而成了解脱现世苦难、回归乐园、复活进入新生活的门道，充满了积极意义。故事最后几章所载神和众天使亲身参与的葬礼实际上是回归乐园的欢迎仪式，以天使欢快的荣耀颂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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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 World and the Social Life Setting of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Chengxin LI https://orcid.org/0009-0006-1487-7905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extra-canonical Greek Life of Adam and Eve (GLAE) was the popular narrative text spread among early Christians, and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to later Christian relig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GLAE’s text and thought world in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theory of social reality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that this narrative was creatively composed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Genesis 2–3, reflecting the harsh life experience of poor farmers in late Roman society. The painful reality of material shortages, heavy burden of labor, anxiety about lowered social status and the oppression from the landlords were projected into the narrative of Adam and Eve’s earthly lif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Satan. The GLAE’s new ‘Paradise Lost’ narrative in fact provides a cosmic explanation of painful agricultural life of lower families in general, and constructs a specific ‘back to Paradise’ expectation by developing the themes of forgiveness of sins and God’s promise of eschatological resurrection. The primary social function of the narrative, therefore, was to consolidate the religious identity in difficult times by drawing a relatively optimistic vision of God’s just rule.
Keywords: Life of Adam and Eve, lower farmers, Paradise, social function, social life setting